當晚，朱紹良偕其秘書長李勉堂，帶著幾瓶白蘭地，來到鄧公館。李勉堂一見麵，就笑容可掬地說道：
“鄧先生今天講得太痛快了！我們希望和鄧先生長久共事。這樣的態度最好。”
朱紹良一邊跟鄧寶珊舉杯對飲，一邊用試探性的口氣問：
“鄧先生！你是甘肅人，甘肅人反對你，連李貴清也反對你，這是什麼緣故呢？”
“這不奇怪——”鄧寶珊細細品著白蘭地，慢慢回答：“李貴清搞那點人槍，是很不容易的，當然要極力叫它保存下來，朱先生是中央大員，委員長的左右手，李貴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見機而作，棄暗投明，這是理所當然的嘛！”
“鄧先生太豁達了！”
朱紹良笑了笑。
鄧寶珊也笑了笑。
3
行署撤銷了，鄧寶珊如何安置呢？起初說是西北邊防督辦，又說是甘肅警備司令，最後發表為陸軍新編第一軍軍長。
名為一個軍，其實還是那兩旅四團之眾，連軍部特務連、騎兵連在內總計6000餘人。因此，被人戲稱之為“新半軍”。
新一軍編成後，原行署參謀長續範亭走了。朱紹良見縫插針，保薦其親信張性白為參謀長。鄧寶珊明知來者不善，但也隻得接受。
部下們主張收編散兵遊勇，擴充兵額，增強實力，鄧寶珊斷然製止。連張學良送的500支手槍，閻錫山送的500支衝鋒槍，他也各收十支，其餘如數奉還。許多部下強烈不滿，鄧寶珊隻有一句話：
“我們既不能給百姓造福，更不能禍害地方！”
鄧寶珊認為：玩槍杆子，決不能迷信槍杆子！此時此地，擴充實力，除了加重家鄉負擔，禍害地方，還會招風惹事。兵不在多而在精，與其擴充兵額，不如提高素質。
按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規定，各部隊排以上軍官的補充、提升，必須是各軍事學校的畢業生。為了提高部隊素質，也為了抵製蔣介石黃埔係統對部隊的滲透和控製，鄧寶珊一麵選拔新一軍的原有軍官，保送到南京、洛陽、天水等地的軍校或訓練班去進修，一麵在軍部舉辦軍官教育隊，將分配來的黃埔九期的學生全部調為教官。此舉一箭雙雕，既有利提高部隊素質，也使黃埔係軍人一時無法直接掌握兵權。
但是，任你百般周旋，跟所有雜牌部隊中一樣，國共兩黨之間的鬥爭，中央和雜牌之間的鬥爭，一直使鄧寶珊窮於應付。
這兩旅部隊，早在孫蔚如收編時，就有共產黨組織活動。孫蔚如把它交給鄧寶珊後，兩年之間就發生過兩次兵變。一次在1932年秋天，楊虎城送來步槍1000支、重機槍20挺，鄧寶珊派軍士隊學員去接運。行至六盤山，被軍士隊長共產黨員李華峰率領一部分人嘩變北去，參加了劉誌丹的紅軍。一次在1933年春天，駐守蘭州水北門的一個班，在共產黨員賀晉年策動下嘩變，去參加了謝子長的部隊。這兩次兵變，使鄧寶珊受到很多指責，也使他左右為難。
另一方麵，蔣介石、朱紹良、胡宗南吞並這支部隊的活動，始終都在進行。張性白任新一軍參謀長後，當即撤換了軍部通訊隊長和騎兵排長，換成了黃埔學生。接著，來了30多個政工人員，在軍部和兩個旅部都設立了政治處。軍部政治處長先為黃正山，感到不得力，又改派為蔣介石的外甥俞鏞。這些人，每有集會，便作反共宣傳，經常是老一套，嗡嗡亂叫，叫得人耳厭心煩！
他們不僅在明處叫，還在暗處咬。繼楊德亮兼任蘭州市軍警督察處長的胡宗南騎兵團長林樹人，裝出一副斯文模樣，自稱弟子，幾乎天天拿著詩詞字畫，恭恭敬敬，向王新令登門求教，一坐就是半天。跟鄧寶珊同鄉，在北伐時期就跟鄧寶珊患難與共的王新令，起先還滿懷戒心，可看對方一直那麼恭謹，還真將惡魔當文人雅士看待。直到胡宗南的另一部下因與林樹人不睦，向鄧寶珊揭穿了這場把戲，才知是來誘騙秘書長王新令，在新一軍的後牆上挖窟窿。
不幸，他們對王新令的工作雖然以失敗而告終，暗算新十旅一團的陰謀卻終於得逞！
新十旅一團，由杜漢三的特務營和教導隊擴充改編而成，這是鄧寶珊在甘肅所組建的惟一嫡係部隊。團長杜漢三、團副王子瑛，都是天水人。杜漢三跟葛霽雲家住同巷，跟鄧寶珊都是兒時的夥伴。王子瑛與杜漢三在隴南講武堂同學，參加鄧寶珊的部隊，還是杜漢三引薦來的。由於梁幹丞案件，朱紹良早就在注意著杜漢三的行動。可這位浮躁而魯莽的團長，卻與共產黨員公開來往，把大幅的抗日標語貼滿一團駐地定西通衢。特別在西安事變之後，竟毫無顧忌地宣傳抗日擁共主張，甚至在他的團部禮堂裏還懸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畫像！
對杜漢三的不講策略，鄧寶珊深為憂慮，但幾次勸告，全然不聽。出於愛護，他曾想調杜漢三去任旅參謀長。找杜漢三征求意見，不僅不同意，還牢騷滿腹，怪怨鄧寶珊脾氣太軟。礙於深厚的交情，鄧寶珊便沒有采取斷然行動。結果，由朱紹良打電話將杜漢三騙離定西，派特務頭子傅子賚為團長，在事先已被收買的團副王子瑛協助下，接管了這個團。從此，鄧寶珊就真成了光杆，嚴格說來，再也沒有屬於自己的部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