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穿西服的老舍，溫和的目光透過近視鏡片，望著鄧寶珊文雅地說。
鄧寶珊笑笑：“我是個軍人，能有什麼聲音！不過，我倒喜歡中國不止有一種聲音。有不同的聲音存在，人們才會有個比較。知道誰在實心實意抗戰，誰在渾水摸魚，欺世盜名。”
“有意思。單憑這句話，我就認為你並非僅僅是一個軍人！”老舍說著，順手拿起茶幾上一本延安出刊的《團結》雜誌翻了翻。“如果僅僅是一個軍人，恐怕也難以在榆林這樣的地方應付局麵……”
鄧寶珊沉默片刻，說：“舒先生！你們作家寫小說，貴在含蓄，高明的作家總會相信讀者的眼光。說到聲音，有時確實會‘此時無聲勝有聲’啊……我想，對歡迎會上個別人的言論，你也許並不歡迎……”
老舍會心地一笑，點頭表示讚同。
但是，一些具有特殊嗅覺的東西，卻馬上從賀衷寒的言論中，嗅到了他最喜歡的氣味。9月17日晚上，榆林文化界在職業中學禮堂集會，紀念“九一八”事變八周年，同時歡迎老舍先生等人訪問榆林。
鄧寶珊應邀出席，並同老舍都作了熱情洋溢而又充滿風趣的講話。會場上的氣氛，十分活躍。不料，會議即將結束時，來曆不明的“邊疆通訊社”社長趙尺子，突然跳上椅子，聲嘶力竭地喊道：
“同胞們！請不要再受共產黨的蒙蔽和欺騙！抗戰、抗戰，不就是一夥無知的青年學生，受共產黨指使，唱歌、遊行、喊口號鬧起來的？把國家的命運當作兒戲，使‘攘外必先安內’的國策終於流產……”
這明目張膽的漢奸言論，激起與會者的一致憤慨。大家齊聲高唱：
“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
那裏有無數的森林煤礦……”
用催人淚下的救亡歌聲，把這為虎作倀的無恥之徒轟了出去。
會後，在鄧寶珊授意下，由老舍、張西洛、湯昭武、沈求我、楊令德等文化界人士出麵，將趙尺子的漢奸言論公之於眾，召集各種會議並在楊令德主編的《陝北日報》上，進行了批駁和聲討。同時，由楊令德主持的榆林新聞記者協會，決定開除趙尺子會籍，並要求當局將其驅逐出境。人人喊打的趙尺子，為了賴在榆林，多次求見鄧寶珊。鄧寶珊始終拒之門外，不予接見，迫使以“邊疆通訊社”為掩護的中統特務趙尺子，不得不灰溜溜地去避居西安。此事恰如其分的處理，對心懷叵測的賀衷寒及其在榆林的特務走卒，給了一記巧妙的耳光。
不幸，賀衷寒來榆林的活動並非事出偶然。隨著蔣介石對《異黨問題處理辦法》的秘密發布，從1939年冬天起，在全國範圍內，接連出現了三次反共高潮。在陝北，也接二連三地發生了一係列事件——
先是“綏德事件”。綏德既設有八路軍警備司令部，也有國民黨的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專員何紹南，是個著名的摩擦專家，一貫反共，橫征暴斂，常常挑起事端。為了保衛邊區，中共中央從山西調回三五九旅，由旅長王震接任警備司令，同何紹南針鋒相對。何紹南被王震鬥敗，逃往西安，包介山繼任綏德專員。包介山赴任時，卻將何紹南化妝藏在車內，秘密帶到綏德。事情敗露，被八路軍“禮送”出境，何紹南、包介山便想躲到榆林。當何紹南、包介山走到米脂和榆林之間的鎮川堡時，鄧寶珊、高雙成下令製止他們前進。他們捏造事實，隱瞞真相，謊報國民黨中央，妄圖煽起反共輿論。鄧寶珊如實反映事件經過，使何紹南、包介山賊喊捉賊的鬧劇，一時成為笑柄。而榆林和延安的關係一如既往，未受任何影響。
接著，新十一旅和八路軍也發生了一個不愉快的事件。這個旅大部分駐守三邊，成分比較複雜，與八路軍留守部隊平時尚能友好相鄰。但在賀衷寒來過榆林後不久，受反共分子的挑撥煽動，其中有個連隊同八路軍發生武裝衝突，被包圍繳械。事件發生後，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幸災樂禍，大肆渲染，妄圖挑起更大爭端。三青團負責人榆林中學校長楊爾琮夫婦，登門拜見鄧寶珊，火上潑油，說得唾沫亂濺：
“鄧先生！打狗還看主人哩。新十一旅是先生從甘肅帶來的家鄉子弟兵，可不能叫人白白欺負！共產黨不給先生麵子，先生也得給共產黨一點兒顏色看看……”
“是啊，共產黨從來就不講信義嘛！聽說先生當年在河南就吃過共產黨的虧。最得力的劉旅長，就是叫共產黨偷偷戳死的……”
“嗯，這回先生要不態度強硬，就會危及先生的威信！”
“對啦！連我們榆林教育界，也會憤憤不平……”
校長夫婦鼓動如簧之舌，說了一段水平不錯的相聲，鄧寶珊卻隻回答了一句：
“謝謝你們的關心！”
其實，事件一發生，鄧寶珊就給毛澤東發了電報，請派南漢宸前來商談解決。不幾天，南漢宸到了榆林，八路軍也將俘獲的那個連隊送還新十一旅。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惟恐天下不亂的人陰謀成為泡影。
通過以上這類事件的處理，蔣介石對大辯若訥、外方內圓的鄧寶珊，更加感到難以對付。於是，對於特別重大的機密任務，便繞開這位總司令，直接命令軍長高雙成去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