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寶珊參加完國民黨六大從重慶回來後，就開始沉默寡言。在舉國若狂歡慶抗戰勝利的鑼鼓聲中，他似乎已聽到了內戰的槍炮聲。當孩子們要他談談抗戰勝利後祖國美好的未來時，他緊閉的唇角隻露出一絲慘淡的笑容。
但是，飽經憂患的將軍，雖然有一雙閱世頗深的眼睛，但麵對風雲變幻的曆史，卻還是顯得有點兒天真。當蔣介石電邀毛澤東赴重慶共商“國家大計”的時候，當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在張治中陪同下飛抵重慶同國民黨進行談判的時候，當國共兩黨代表簽訂“會談紀要”，宣布“堅決避免內戰”，建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的時候，他竟由衷地相信：內戰可以避免，和平即將告成。
誰知，就在鄧寶珊由不安轉向樂觀之際，現實，卻向他提供了相反的教育——
戰場上的滾滾硝煙，畢竟不是談判桌上的甜言蜜語。內戰已不再是天邊的烏雲，不等一聲雷響，就成了傾盆大雨，連鄧寶珊自己也身不由己地卷了進去。
10月25日，奉命開往綏遠“搶摘”勝利果實的新十一旅，經過激烈的內部衝突，其第一團在安邊舉行起義，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事出突然，鄧寶珊毫無精神準備，感到在榆林再難以住下去，便應傅作義的邀請，去了包頭。不巧，為了擺脫困境的鄧寶珊，卻反而陷入是非之地。他到達包頭的那天，解放軍賀龍部隊，已向包頭、歸綏步步逼近，他隻好乘最後一列火車趕往歸綏。傅作義問他如何對付兵強將勇的賀龍部隊，鄧寶珊隻回答了兩個字：“集中。”於是，傅作義把部隊集結到歸綏、包頭兩座城市，同兵臨城下的解放軍攻守交鋒。戰鬥非常激烈，雙方傷亡都十分慘重。但是，麵對城外日夜不息的隆隆炮聲，傅作義同鄧寶珊的感情卻與日俱增。有段時間，傅作義甚至聽從鄧寶珊的勸告，準備起義。由於援軍忽到，解放軍撤離，才又改變了主意。
1946年1月10日，迫於全國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壓力，國共兩黨達成停戰協議，雙方同時發出停戰令。有國共兩黨和其他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也在重慶召開。
就在這次中外注目的重要會議召開之日，鄧寶珊離開剛剛解圍的歸綏，去北平看望自盧溝橋事變後就再也沒有見麵的女兒團子——已在日寇轟炸中遇難的崔錦琴夫人的惟一遺女。父女倆在經曆了家破人亡的戰亂之後久別重逢，已長成大姑娘的團子和姨媽崔雪琴，望著愁眉不展、驟然蒼老的鄧寶珊，相對唏噓。由於歸綏兩個多月的圍困，加上見到女兒引起的傷痛，鄧寶珊感到心力交瘁，便在北平孫家坑五十一號的四合院裏住下來，一麵思考，一麵休息。
為什麼非打不可呢？痛定思痛，他越思越胡塗。想來想去，對畫家戴本孝的“最分明處最模糊”的畫論，似乎倒有了一點兒領悟。
畫家講的是藝術，其實，曆史、政治、宗教、法律……何嚐不如此呢？因此，麵對舉世矚目的政治協商會議，他倒顯得有點兒過於冷靜。整天揪著長長的眉毛，低頭不語，有時竟如同老僧入定。因為，他終於明白：國共兩黨已失去了抗日救亡這個進行第二次合作的基本條件。現在，雙方都想消滅掉對方，問題隻是手段和時間……但是，他當時又認為，國共兩黨在貧窮落後的中國，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社會基礎，一方要完全吃掉另一方，不僅十分困難，簡直不大可能。如果不能繼續合作，必然是反複無常的動亂，曠日持久的分裂，長期對峙的戰爭；必然弄得民窮財盡，國力銳減，使人民不得安居樂業，使祖國難以繁榮昌盛。依靠什麼力量，才能製止內亂，促使國共兩黨繼續合作，實現毛澤東提出的民主聯合政府，共同和平建國呢？在北平閑居期間，他跟北平軍事調停小組國共雙方代表，多次進行了晤談，但也沒有談出個究竟。中共代表老朋友葉劍英，隻是樂觀而又自信地告訴他：他們一定能夠動員人民的力量，完全打敗國民黨，打出一個獨立、自由的新中國。不過，鄧寶珊始終認為，國共兩黨之爭，不可能隻是一場逐鹿中原的權力之爭，不可能完全依靠槍杆子解決問題，歸根結底，要看誰能夠給中國人民帶來和平、民主、自由和富裕……
正是基於以上的認識，當三月間重慶通知他去參加一個重要會}義時，鄧寶珊認為這是可以向國民黨中樞表達自己意見的最好機會，便帶著女兒團子，匆匆飛赴榆林，稍事休息料理，就轉赴重慶。
這是一次什麼會議呢？這是蔣介石親自主持的，調集大軍準備進攻解決區的軍事會議。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在4月1日的國民參政會上發表演說，公然撕毀政協決議及東北停戰協議，現在隻是實施他的軍事部署罷了。
會議開始，國防部參謀總長陳誠首先發言，提出並要求大家保證“三個月打垮共軍，六個月消滅共軍”。嫡係將領們齊聲附和，紛紛表態，竭力主戰，會場上一片嗆人的火藥味兒。雜牌的將領們也大部分跟著起哄，應付場麵，隻有為數不多的幾位，察言觀色，進退兩難，心存等待。鄧寶珊坐在末席距蔣介石最遠的座位上，默默地微眯著眼睛，一副入迷的神情，仿佛正在聽戲。
等將領們的發言冷落下來之後，毫無表情的正襟危坐在會議桌一端主席位置上的蔣介石，忽然用冷峻的目光掃視了大家一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