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朱德、彭德懷發布《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的口號。為了尋找出路，10月19日，鄧寶珊飛赴張家口去探訪傅作義。不料他一到張家口，正好碰上蔣介石親自來北平召集華北將領開軍事會議，他和傅作義被一起召到北平。在這次會議上，傅作義被委任為“華北剿匪總司令”，鄧寶珊、馮欽哉、上官雲相、吳奇偉、郭宗汾等人被委為副總司令。對鄧寶珊守住榆林，蔣介石很高興，笑容滿麵，予以嘉勉。此時的傅作義躊躇滿誌，其他將領也慷慨激昂，對打敗共產黨好像很有把握。惟獨鄧寶珊，愁眉深鎖，緘口不語。會議休息時間，他試探了一下傅作義的口氣，原來傅作義雖對蔣介石已不抱什麼希望，但對自己擁兵華北，獨立與共產黨周旋的前景，卻頗為樂觀。話不投機半句多，鄧寶珊隻好欲言又止，惆悵而回。
不出鄧寶珊所料，就在他離開榆林期間，彭德懷第二次攻打榆林。從11月2日至16日，圍城半月，相持不下。此事使蔣介石也大為頭痛，在其日記中寫道：“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尤以榆林、運城被圍日久，無兵增援。”後來，由馬鴻逵派其子馬敦靜率部馳援才得以解圍。為了感謝馬鴻逵，鄧寶珊於1948年初，曾去寧夏一行。
解放軍兩次攻打榆林，沒有將榆林打開，卻給鄧寶珊上了最深刻的一課。從此，他才似乎明白：瓜熟未必蒂落，水到也不一定渠成，古聖今賢那一個個聰明無比的腦袋，雖然都一再宣稱自己掌握了什麼天機或規律，但對擾攘紛繁的大千世界，都不過是盲人摸象而已。在這段百憂煎心的日子裏，鄧寶珊隻有過一次開心的大笑，而且還是為34年前的事情——
當年鄧寶珊逃出伊犁時，酒醉壓傷的那個崔營副並沒有死。營副的兒子現流落甘肅酒泉，生計無著，寫信給鄧寶珊，盼能念與其父在伊犁的情誼，幫他找個飯碗。鄧寶珊笑得熱淚盈眶，為自己年輕時的荒唐舉動未造成人命過失而深自慶幸。幾十年來，滴酒不沾，就是為了這件事啊！他馬上揮筆給蘭州的朋友寫了一信，請他們將故人的兒子妥善安置。
3
1948年3月底，在一片反對聲中，國民黨召集的“行憲國民大會”，於南京鑼鼓開場。
石頭城裏，一時冠蓋雲集，魚龍混雜。國民黨的前途雖然已經風雨飄搖，但並未使即將樹倒猢猻散的權貴顯要們有所收斂。一場瓜分權力的勾心鬥角，鬧嚷嚷如蠅爭血。這是“蔣介石統治中國21年所追逐的最後一出戲，演的這樣難堪，以致人們不知道是在做喜事，還是在出喪。”
大會開始後不久，鄧寶珊、左世允、胡景通一個一個，從榆林先後分別到達南京。他們不是來參加這場熱鬧的演出，而是來當特別觀眾。以各種各樣的名義，通過跟各方麵人士的接觸，看看國民黨這棵已被蛀空的大樹，在人民解放鬥爭的風暴麵前，還能支撐多少時辰？
鄧寶珊一到南京，他所下榻的豆菜園招待所裏，立刻賓客盈門。在榆林相識的沈求我，專程去看望他，去了幾次都插不上話。鄧寶珊知道沈求我跟新聞界有深厚的關係，而且離開榆林後一直跟他保持著書信聯係，現在來找他，也許有什麼重要看法，便騰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吩咐隨從副官王煥文閉門謝客，在他的臥室裏，同沈求我作了一次傾心長談。
幾句寒暄之後，鄧寶珊開門見山地告訴沈求我，去年底他在榆林，對毛澤東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廣播記錄稿，作過認真的研究。他認為，共產黨在軍事上政治上確實都有了一套正確的方針政策，二十年來始終沒有解決的孤立蔣介石的問題，已經解決。國民黨敗局已定，無可挽回。他不能不讚同毛澤東關於形勢的分析：“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他還說，他對毛澤東這一觀點，很感興趣：“由於中國經濟的落後性，廣大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一個長時期內，還是必須允許他們存在；並且按照國民經濟的分工，還需要他們中一切有益於國民經濟的部分有一個發展；他們在整個國民經濟中，還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談到這裏，鄧寶珊滿懷興奮地說：
“求我！毛先生的這一觀點，說明中共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在理論上更加成熟。這一觀點，同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對真誠擁護孫中山學說的那些國民黨人，必將是一個巨大的吸引。中國的根本問題，確實與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同，我們主要是患寡，人家才主要是患不均。我們隴南鄉下，有幾十畝地的人就被稱為財主，一輩子吃著自己熬的土鹽，連鋪帶蓋，炕上隻有一條毛氈……正因為這樣，多種經濟成分勢必長期並存。這就是建立多黨合作的民主聯合政府的經濟基礎。我這次來南京的目的，就是想認真看看，獨裁的南京政府，到底還能維持多長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