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包括一些黨史研究者認為，廬山會議之由反“左”轉為反右，完全是由於彭德懷寫給毛澤東的那封信惹的禍。事實如何呢？彭德懷的信，是7月14日才寫的；7月10日晚，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會講話時，風向就已經變了。原來，毛澤東的暢所欲言是限定在“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三句話內的，他可能估計經過剛剛結束的“反右派”鬥爭，已不會有人敢跟他公開叫板，沒料到言路一開在自己黨內領導層就炸了鍋。麵對會議《簡報》上一篇篇根本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措辭激烈的發言，他再也憋不住了，不得不站出來講話給全黨“統一思想”。毛澤東講：
“對形勢的看法如不能一致，就不能團結；要黨內團結，首先要把問題搞清楚……對去年一些缺點、錯誤要承認。從一個局部、一個問題來講，可能是七個九個指頭的問題；但從全局來講，是一個指頭與九個指頭……成績還是主要的……陳銘樞講的四句話：好大喜功，偏聽偏信，輕視古典，喜怒無常。偏聽偏信，就是要偏……同右派作鬥爭，總得偏在一邊……”
這個講話，次日即向全體與會者作了傳達。按毛澤東安排，再過幾天待《會議紀要》討論通過，即可結束會議。彭德懷的信火上澆油，給毛澤東整肅黨內不同派別提供了一個口實，因此，才有8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召開，才有波及全國的“反右傾”鬥爭。
張仲良從廬山回來，當即主持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手持“反右傾”尚方寶劍，砍向“以霍維德為首的反黨集團”。上報廬山的“左”傾蠻幹材料，自然成了霍維德攻擊“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罪狀，掘庫放水更是破壞引洮工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大鐵證。會議當場就處分了一批幹部，而且，上掛下聯，頃刻之間雷厲風行把鬥爭推向全省，一大批務實的幹部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向省委反映過人口外流、農民浮腫、搜查糧食逼死人命真實情況的天水地委，領導班子撤換了；幾個縣的縣委書記無一人幸免於難；秦安縣委書記宇文榮被抓進監獄戴上了十四斤的腳鐐……
上行下效，而且往往還會有“創造性”發展。由於毛澤東在廬山點了龍雲、張奚若、陳銘樞、黃萬裏……一串黨外人士的名吧，在批判鬥爭霍維德的同時，矛頭也對準了鄧寶珊！
鄧寶珊的主要罪名是糧食問題。
民以食為天，這句在人多耕地少的中國普遍適用的古訓，在幹旱缺水的內陸省份甘肅尤為深刻。糧食問題，是困擾甘肅數百年難以解決的頭等大事，甘肅曆史上的每一次政局動蕩、社會動亂，無不源於饑荒。甘肅民間一直把當兵稱作“吃糧”，當年左宗棠給朝廷的奏章裏就發過“招兵容易籌糧難”的浩歎。經曆過民國十八年大饑荒餓鐔載道，十室九空的鄧寶珊，主持省政府的工作以來一直將糧食問題憂係於心。研究工作、批示文件、會議講話、下鄉視察……首先關注的總是全省人民的吃飯問題，尤其是農村的口糧問題。建國初期，百廢待興，加上不期而至的朝鮮戰爭，從中央到地方困難重重，沒有條件滋長驕傲自滿情緒。當時的省委領導也比較務實，能夠如實向中央反映甘肅的困難，在糧食問題上省委、省政府意見一致。不幸，務實的幹部曆來大多得不到上峰的喜歡，往往被目為右傾保守！張仲良到甘肅任職後，不顧省情，急於改變甘肅落後麵貌，為撈取個人政治資本，信口開河，盲目蠻幹，壓製不同意見，亂鋪攤子，虛報浮誇，使工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把廣大群眾推到了饑餓與死亡線上。
1958年10日，在全省農業工作會議上，將當年甘肅的糧食總產由1957年的85億斤瞎吹到220億斤！大喊什麼“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欺世盜名，還拿出一個“特大豐產的典型”，到會表演——
這個“典型”是在禮縣出土的，說是有個農村團支部書記種的洋芋，畝產高達16萬斤！於是把這個團支部書記請到會上來介紹他的“高產衛星”經驗。報紙刊登了特大新聞，不少領導陪張仲良叫好，鄧寶珊眉頭緊鎖，一聲不響。他心裏嘀咕：這16萬斤洋芋平鋪在一畝地裏，該有多厚的一層！16萬斤，載重五噸的汽車，得16輛車去拉啊……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