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消息見報，謊言敗露，當地父老十分氣憤，紛紛揭發。弄得這位團支書無顏回鄉，什麼也沒有撈到，從蘭州直接去了新疆，多年後才回到禮縣。
但是，善於虛報浮誇的張仲良卻乘風而上，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央候補委員。這次增選的候補委員共計25人，是按得票數為序的，第一名王任重，第二名就是張仲良，其為中樞之器重，由此可見！
然而，紙總包不住火。從1957年後半年開始，甘肅農村人口外流、浮腫、餓死人的事就在各地陸續發生。外逃的饑民給鄰省也造成很大麻煩，不斷向中央反映，要求甘肅派人來接回。可張仲良認為，這是地縣黨委抓階級鬥爭不力的結果。於是，在1958年冬天，省上派出四個農村工作團分赴河西、隴東、隴南和中部四個片，以整社為名去抓基層的糧食“瞞產”問題。隴東工作團團長是副省長李培福，他生性耿直，作風踏實，富有農村工作經驗。在平涼、慶陽跑了許多地方，發現不少公社、生產大隊的糧食征購任務，比實際的糧食產量還要高！一些食堂，早已倒灶散夥；一些公社，連種子都已吃光。眼看天冷，秋播還無法完成，僅靜寧縣的界石鋪公社就有三萬畝地未能下種。李培福調查到情況這麼嚴重，趕回蘭州向省委彙報，請求盡快給下麵回銷糧食。張仲良一聽就發火，不但不給糧，還將李培福狠批了一頓……鄧寶珊聽了滿腹委屈的李培福向他訴苦後，也愁眉緊鎖，一籌莫展！因為，此前鄧寶珊也多次向張仲良反映過類似情況，張仲良置若罔聞，毫不理睬。一切權力都集中在省委第一書記手裏，別的書記都成了陪襯，他這黨外民主人士的省長，能有發言權嗎？
可笑的是，在批判霍維德“反黨集團”的時候，也沒有忘記批判鄧寶珊！而且，手段十分高明，報紙、文件並不公開點名，派往省級機關、大專院校的工作組卻大呼小叫，夾槍帶棒，聲言霍維德攻擊黨的糧食統購政策、破壞引洮工程種種罪行，都與主持省政府工作的那個人不無關係……
久經風浪的鄧寶珊，麵對強大的政治壓力，卻不為所動，沉穩如山。以史為鑒，他知道，任何政治投機隻會得逞於一時，很難維持長久。不論誰來當權主政，都得體恤百姓，不敢把百姓餓死，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隻是時間而已。中央不撤職，你張仲良也就那麼點小手段！因此，在甘肅的“反右傾”邪火亂燒的日子裏，鄧寶珊照樣按時上班、出席會議、迎來送往……腳步不亂。
在1960年前後，有一個“馬路消息”曾廣為流傳。是真真假，無法核實，姑妄記之，聊備參考——
消息說：在最困難的日子，鄧寶珊為救民於水火，甘冒丟掉烏紗的危險，帶著家鄉父老充饑的樹皮革根糠菜團子“進京麵聖”。他以為奸臣當道，最高領導不知下情。走進中南海，才知連最高領導也數月不見葷腥，餓死人的省份不獨甘肅一省。但是，聽了鄧寶珊的彙報，最高領導仍感到吃驚：這個張仲良，怎麼搞得連省城蘭州也快斷糧了？為了“勒緊褲帶，保衛蘭州”，竟發動學生去與郊區農民搶捋柳樹葉子！把黃河邊的柳樹都給捋光了……
最高領導半信半疑，派員去甘肅微服暗訪。走到山丹縣，被縣委書記劉逢浩下令逮捕。這個劉逢浩是張仲良最寵信的一位縣委書記，大躍進中山丹縣被評為“紅旗縣”，反右傾中一大批幹部被整得家破人亡。在河西走廊，山丹餓死的人最多，不少村莊人餓死後無人掩埋，白骨露野，慘不忍睹！劉逢浩卻喊出一個口號：“寧肯人吃草，不叫紅旗倒！”還美其名曰：“發揚紅軍長征精神”。
中央調查人員的被捕，才促使最高領導下決心解決甘肅的問題。於是，才有1961年初西北局蘭州會議的召開，才有中央派工作組到甘肅來“下水救人”的舉動，才有從國外進口的糧食回銷甘肅
——這個“馬路消息”不可能載入史冊。不過，從後來公開刊登的一幅1960年毛澤東接見鄧寶珊兩人握手的照片來看，這消息也許並非空穴來風。
附帶說說：張仲良雖犯嚴重錯誤，處分卻很輕。僅由第一書記，改任為第三書記；為平息民憤，後又調往江蘇，去易地做官。“左”是工作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左”比右好，百試不爽！有感於此，若幹年後，鄧小平在南巡談話中才一針見血指出“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吧！
3
1961年春天，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並召開蘭州會議，堅決糾正了原甘肅省委的“左”傾蠻幹錯誤。新任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到達蘭州，就來看望剛從外地療養歸來的鄧寶珊。
兩人是相交已經30年的老朋友了。1931年冬天，汪鋒當時是陝西省委軍委負責人，正在西安。有一天，他在街頭受到特務追蹤，便跑到西安皇城南門外鄧寶珊的辦事處去躲藏，特務尾追到門口沒敢進去。他在辦事處住了兩天，經葛霽雲介紹認識了鄧寶珊。鄧寶珊知道他是正被追捕的共產黨員，但很痛快地說：“住下，你需要住多久都行！我可以設法為你提供一切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