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鄧寶珊正應楊虎城之約，從上海來到西安，準備去蘭州擔任駐甘行署主任。鄧寶珊到蘭州任職後，又同汪鋒多次見麵。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陝北後，汪鋒帶著毛澤東給楊虎城、杜斌丞、鄧寶珊的親筆信件，又到西安找過鄧寶珊。當時鄧寶珊不在西安，兩人雖未見麵，但此後汪鋒在東北軍和西北軍中工作，成為鄧寶珊同共產黨取得聯係的一條重要渠道。
建國後，汪鋒在中央從事民族、統戰工作，不僅常來甘肅，而且同鄧寶珊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係。現在，在新的形勢下兩人再次見麵，性格豁達的汪鋒，更是無話不談：
“鄧先生！總理和小平同誌，托我向你問好。他們囑咐我虛心向你請教，一起把甘肅的事情辦好。”
身體還很虛弱的鄧寶珊，淡然笑道：
“汪書記！我渾身是鐵，也打不了幾根釘子。你放開幹吧，隻要能把省委、省政府的人馬團結到一起，讓甘肅人民把肚子吃飽，我就要給你燒高香了。”
汪鋒說：“當年你來甘肅任行署主任，也是在民國十八年的大災大難之後，你協助邵力子賑濟救災，很有一套，至今還受人稱頌。你說說，現在麵對全省如此嚴重的災情，我們應該從哪幾個方麵下手呢？”
鄧寶珊想了想說：“既然中央已決定派工作組來甘肅，這就是我們的萬幸！現在，要一邊下水救人，一邊切實整頓幹部作風。甘肅的災情為啥特別嚴重？還不就是‘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特殊化風、強迫命令風在甘肅刮得最凶！……不過，平心而論，這也不是哪一個人的責任。省委、省政府都是集體領導，作為省長，我不僅對這幾股歪風抵製不夠，對某些問題失察，同時也有點怕得罪人的思想，過於息事寧人……”
汪鋒端起杯子，慢慢品嚐著鄧寶珊從從化溫泉帶來的衝開的荔枝蜜，讚許地點著頭。鄧寶珊喘息了一陣，繼續說：
“要保證對鐵路工人和大專院校的供應。解放前左右甘肅局麵的主要因素有兩條：一是農民討飯，二是民族糾紛，現在更複雜了。鐵路不能暢通，有糧運不進來，或者學生餓急了上街遊行，局勢就都難以控製……”
“還有，對這幾年錯批錯鬥的黨外朋友，省委也想盡快給他們摘帽平反。”汪鋒說。
“對啊，還應該早日安排他們出來工作……”
“還有你呢，鄧先生！”不等鄧寶珊把話說完，汪鋒婉言笑道：“中央領導同誌聽說你的園子交了公，對甘肅省委作過多次批評。現在也應該物歸原主啊！”
鄧寶珊搖搖頭：“不，園子是我主動交公的。你我雖係多年相交的老朋友，可辦事也該公私分明……”
“這可不是我的意見嘛！”汪鋒鄭重其事地說：“總理和小平同誌都有指示：糾正甘肅的共產風，要從退還你的園子做起。如果你拒不收回，叫我怎麼向中央交待呢？”
話說到這一步，鄧寶珊再沒有做聲。他看到中央和省委都在認真糾正錯誤，心情十分振奮，不等病體完全康複，就主動要求到災情最重的定西地區去指導救災。臨行前，省委把當時全省惟一的一輛紅旗牌小轎車，撥給鄧寶珊使用，並派出最有經驗的保健醫生隨從。
鄧寶珊每到一地，就去逐戶看望受災最重的群眾。在那煙熏火燎、氣味汙濁的土棚房裏，他仔細向那些麵目浮腫的孤苦老人，了解當地災情，和救災糧款發放的數字，以及幹部作風等等。發現好經驗就及時推廣，好幹部就及時表揚，對那些橫行霸道、態度惡劣的幹部就懇切批評。他那真誠待人、平易近人、與人為善的作風，贏得了災區幹部群眾的普遍信任。大家不僅敢將埋在心底的話兒告訴他，甚至也敢將當地領導的錯誤做法向他反映。
可惜，此時鄧寶珊畢竟已是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雖然他想竭力為家鄉做出更多的貢獻，卻已力不從心！
此後，由於全國認真清理實際工作中“左”的錯誤，全麵貫徹執行調整國民經濟的“八字方針”，生產得以迅速恢複，人民生活也開始有所改善。到1962年底，由“大躍進”和“反右傾”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局麵，終於基本扭轉。
對鄧寶珊來說，從這時候開始，在他個人生活中卻發生了很多的不幸。1964年，賢惠明理的張玉燕夫人，因患大腦蜘蛛網出血醫治無效而去世。鄧寶珊因心情鬱悶而視力明顯衰退，心髒病也逐漸加重，隻好又到外地去療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