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中央安排鄧寶珊去北戴河療養。北戴河是一個三麵環水的半島，南臨渤海，北倚青山，海岸彎曲平緩，海水清澈，沙軟潮平，夏日涼爽宜人，是世界著名的旅遊療養勝地。暑期中央經常在此辦公開會，因而有“中國夏都”之稱。同鄧寶珊一起來療養的，有不少愛國民主人士，其中有好幾位是鄧寶珊的老朋友。抗日名將蔡廷鍇、蔣光鼐就與鄧寶珊住處相鄰。三位飽經風雨滄桑的老人，麵對藍天碧海，話今憶舊，共數朝夕，度過了他們一生中一段愉快而難得的平靜歲月。
蔡廷鍇和蔣光鼐是當年十九路軍的將領。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軍陸戰隊突然襲擊駐紮在上海閘北的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不顧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奮起抗戰。上海各界民眾紛紛舉行罷工，組織抗日義勇隊，也積極參加抗日鬥爭。十九路軍在上海和全國人民的支援下，堅持抗戰月餘，打死打傷敵人一萬餘人，使日軍更換了三個指揮官。但是，由於蔣介石拒不派兵增援和接濟軍火，致使十九路軍彈盡糧絕被迫撤退。後在英、美等國的“調停”下，蔣介石與日本侵略軍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竟允許日軍留駐上海！十九路軍被蔣介石調往福建去“剿共”。1933年11月，蔡廷鍇、蔣光鼐聯合國民黨內進步勢力公開宣布反蔣抗日，在福建成立了以李濟深為主席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將十九路軍擴充為五個軍，並與工農紅軍簽訂了停戰協定。蔣介石勾結日軍，調集陸海空重兵圍攻福建。1934年初，福建政府失敗，十九路軍被改編……
蔡廷鍇、蔣光鼐率領十九路軍在上海抗日時，鄧寶珊兵敗離開部隊在上海閑居。戰事爆發前，鄧寶珊就結識這兩位將軍；戰火中，他又耳聞目睹了抗日將士的英勇和戰爭的慘烈；失敗後，又不止一次為之扼腕長歎。那時，他避難外國租界，手無一兵一卒，對兩位將軍不顧個人安危奮起抗日的義舉十分欽仰，卻無力相助。此後，風雲變幻，天各一方，沒料想會在年過古稀之後來這人間仙境北戴河相聚！
三人一麵接受保健治療，一麵相約出遊。一日，同遊蓮蓬山公園，看到一塊《蓮花石公園記》的石碑，碑文的撰寫者是朱啟鈐。朱啟鈐是現代名人，曾任袁世凱時期的內務總長兼交通總長，督辦過津浦鐵路，並一度代理過國務總理。1916年袁世凱倒台後，他也隨之隱息政壇。對朱啟鈐，蔡、蔣二人自然知曉，但他與北戴河有何關係，並無所聞。鄧寶珊雖知朱啟鈐退隱後為保護開發北戴河做出過貢獻，但沒料到貢獻會如此之大！讀完碑文鄧寶珊若有所思，慢慢說道：
“看來，當年若不是朱老先生挺身而出創辦地方自治公益會，抵禦洋人，帶頭捐資，謀劃建設，北戴河還不會成為海濱避暑勝地呢！在北戴河該為老先生立一尊紀念像才對……”
蔡廷鍇指著一行碑文念完後發問：“‘臨榆令周嘉琛又為之禁樵蘇、杜侵奪名山勝跡，庶幾獲全’——這周嘉琛，是何許人也！”
“周嘉琛是周恩來總理的叔父，民國初年擔任過臨榆知縣，那時北戴河屬該縣管轄。”鄧寶珊侃侃而談，“臨榆縣以鄰近山海關——榆關而得名，就是現在的秦皇島市……說起保護北戴河，還有李鴻章一份功勞呢。你看碑文：‘光緒中葉，海疆多故，旅大、威、膠既約質，海軍遂無良港。英教士甘林，適於聯峰絕頂築砦室，守者驚以告大府，恐複為有力者所攫，失我奧區也’——於是，李鴻章建議開平礦務局督辦張翼斥巨資買下了聯峰山和蓮花石地皮，以阻止洋人在此染指……”
蔡、蔣二位將軍見鄧寶珊如此廣聞博識，十分樂於同遊。但是，就在三人寬心療養，樂而忘返的時候，晴朗的北戴河秋空響起了隱隱雷聲：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
“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麼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
而且，鄧寶珊剛剛回到蘭州，就看到11月10日的上海《文彙報》刊出了一篇措辭嚴厲很有來頭的文章《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不祥的預感，立刻湧上他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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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寶珊回到蘭州後，一直在家中靜養，但他的內心很難平靜下來。雖說他盡可能兩耳不聞窗外事，看報隻看大標題，聽廣播隻聽聽重要新聞，可那一行行粗黑的大字，觸目驚心，一聲聲嚴厲的喊叫，仍讓他心神不寧，惶惑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