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文帝劉義隆承繼其父劉裕一貫的治國之策，在東晉義熙土地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係列措施，廣大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史書記載:“三十年間，民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可以肯定地講，元嘉之世(424-453)是南北朝時期南方國力最為強盛、人民最為安居樂業的曆史時期。
探究此段曆史，綜合《南史》、《北史》、《資治通鑒》等紀、傳、編年史書，林林總總，其中多有中國曆史知名的文人武將，都生活於元嘉時代，雖然他們的下場幾乎都逃不出“悲劇”二字，但借助他們飛揚的風采和瑰麗的辭章，足以昭彰元嘉之世的人傑地靈，群星璀燦。
謝靈運:東晉名將謝玄之孫，襲封康樂公。劉宋建立，降爵為康樂侯。由於和廬陵王劉義真關係近密，被徐羨之等大臣出放為永嘉太守。
文帝繼位後，很欣賞他的才華，升任侍中。謝靈運自以為士族名家，覺得應參予機要政務，但文帝隻是欣賞他的文才，僅在侍宴時與他賞談義理文理而已。謝靈運心中不平，文人輕狂秉性發作，常常稱病不上朝值班，在家裏大修園圃，出外遊玩，十天半月也不告假上表，日以繼夜，遊娛宴樂。元嘉五年，被禦史彈劾免官。
謝靈運世代名族，家業富饒，常常帶著數百門生故舊以及仆人遊山玩水，鑿山開湖，並發明後世稱為“謝公屐”的登山鞋。他在始寧南山率眾伐樹開道，一直到臨海，太守王琇驚駭不已，以為是一大幫山賊來劫掠，最後知道是謝靈運才安下心來。
此公又常侵奪百姓湖田，橫恣不已，被人彈劾，貶為臨川內史。
在臨川任上，謝靈運仍不改舊習，政府派人逮捕他，他竟然舉兵抵抗，兵敗後免死，被判長流廣州。本來文帝愛惜他的才華，隻想免其官職，可文帝之弟彭城王劉義康堅決要降罪於他。
到廣州後，謝靈運與故舊又想造反，終被文帝下詔斬首。
謝靈運的詩雖然仍舊不脫玄言詩的影子，但極大開拓和豐富了詩歌的意境，山水詩從此成為中國一大詩歌流派。但是，謝詩罕有通篇全佳者，每首詩終篇處總是以浮淺的所謂悟道之語作為結束，讓人有“狗尾續貂”之感。但觀其詩篇，極貌寫物，殫精求新，仍不乏清新名句:“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歲暮》)，等等。
劉義慶:文帝堂兄，襲封臨川王，比文帝大五歲，曾多年擔任輔國將軍、尚書令、秘書監等要職，史書記載他“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招集了許多文人雅士在幕下。
元嘉十七年，文帝的親弟弟劉義康被貶逐，他幸虧沒有被牽涉到這一政治事件中，調任南兗州刺史，在手下文士的協助下完成了中國文學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世說新語》。內容分為“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類，每類收有苦幹則，全書一千多則，開創了“誌人筆記小說”的先河。
《世說新語》善用對照、比喻、誇張及白描等文學手法，佳句多多，典故不俗，後人對“魏晉風度”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部著作，尤其是摹劃人物，隻寥寥數語，精神麵貌便躍然紙上，誠為中華文學中的瑰寶奇葩。元嘉二十一年(444)，劉義慶卒，時年四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