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也不是一點依據都沒有。比如前麵提到的鄧公，就說過“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的話。吳王自己，也說他“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但這也隻是一說，而且都是事後說的。事實上，吳王造反，事前並無證據。“七國之亂”平定後，政府軍在他們那裏也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相反，《史記》、《漢書》都說“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或者“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即都認為吳王的造反是削藩逼出來的，也可以說是“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至於晁錯彈劾楚王和膠西王的那些事，比如楚王在太後喪期亂搞女人，膠西王賣了官爵，也都不能說是“罪大惡極”。當然，晁錯是禦史大夫（副總理兼監察部長），彈劾這些諸侯是他分內的工作。但如果以此作為削藩的理由，那就是找岔子了。
不過，吳王不反，不等於別人不反；此刻不反，不等於將來不反；劉濞本人不反，不等於他的兒子孫子不反。曹操沒有篡位，曹丕不是篡了？朱元璋一死，燕王朱棣不就反了？而且口號也是“清君側”。當然，曹丕也好，朱棣也好，都是後來的事，我們不能據此反推劉濞或他的兒子孫子也是要造反的。但諸侯坐大，對於皇權確實是威脅，曹丕和朱棣就是證明。所以，站在帝國的立場，削藩確實是對的。如果任由諸侯擁兵自重，造反的事就遲早會要發生。我們不能不佩服晁錯的深謀遠慮。
何況，正如黃仁宇先生所言：“根據當日的觀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變的證據，隻要有叛變的能力也可以算數。”（《赫遜河畔談中國曆史》）何況劉濞不但有能力，也有形跡，比如靠著財大氣粗，廣散錢財，招兵買馬，籠絡人心，而且專門招募那些亡命之徒。這不是想造反又是什麼呢？漢景帝也說，吳王大力發展鑄銅和煮鹽產業（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用這些收入來吸引人才（誘天下豪傑），一大把年紀了還公然造反（白頭舉事），如果沒有萬無一失的準備，會跳出來嗎（此計不百全，豈發乎）？所以，滅吳，也不算冤。
００其實，就算吳王劉濞是冤枉的，這個冤大頭也隻好由他來當。因為削減藩國領地，削弱諸侯勢力，最終取消封建製的藩國，將“半封建半郡縣”的“郡國製”變成徹底的“郡縣製”，是曆史的必然趨勢；而郡縣與封國並行的“郡國製”，則是新舊兩種製度討價還價和政治妥協的結果，是漢代統治集團在建國之初的權宜之計。而且，這種不倫不類的製度給西漢統治集團帶來了不小的麻煩，不是異姓王造反，就是同姓王叛亂。柳宗元在他的《封建論》裏就說了這個問題。柳宗元說，公元前201年，韓王信反。高祖前往平叛，被困七天。這就是“困平城”。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反，高祖又前往平叛，被流矢所中，一命嗚呼。這是“病流矢”。此後，惠帝劉盈，文帝劉恒，景帝劉啟，“陵遲（衰微）不救者三代”。相反，中央集權的郡縣製卻充分地體現出它的優越性。秦末天下大亂，然而“有叛人而無叛吏”（有起來叛逆的民眾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官員）。漢初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國而無叛郡”（有起來叛逆的封國卻沒有起來叛逆的郡縣）。中唐天下大亂，然而“有叛將而無叛州”（有起來叛逆的將領卻沒有起來叛逆的州府）。曆史證明，郡縣製是有利於帝國之長治久安的。
既然遲早要削藩，那麼“長痛不如短痛”。既然決心要削藩，那就不能“吃柿子專揀軟的捏”。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吳王都首當其衝。隻有把吳楚這兩個最強最大最牛的王國壓下去，其他諸侯才會就範。所以，晁錯的話——“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真不如改成“反之亦削，不反亦削”。總之是要拿他開刀，沒什麼冤不冤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