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茅海建先生總結說：“在其開始，伊裏布還是誠實的。後來奏報與英方交涉，雖不乏‘天朝’的大話，但大體情節仍為可靠。隨著道光帝一道道攻克舟山的嚴旨，他的奏折越來越言不由衷，而獲知其已被免差後，竟滿紙謊言。”伊裏布自然有伊裏布自己的帳，但那種“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強求一致的政治體製和君主作風”，難道不正是謊言的催化劑嗎？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伊裏布的撒謊，其實是逼出來的。
楊芳和奕山也一樣。
楊芳和奕山被派到廣州之前，琦善已被罷免。這當然是楊芳和奕山的前車之鑒。何況同時還有一道“明發上諭”。在這道諭旨中，道光皇帝痛斥琦善的“辜恩負國”和“喪失天良”。道光皇帝說，琦善“被人恐嚇，奏報粵省情況，妄稱地利無要可扼，軍械無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堅。摘舉數端，危言要挾，更不知是何肺腑！”事情很清楚，既然如實陳詞是“危言要挾”，實事求是是“辜恩負國”，實話實說是“喪失天良”，那麼，楊芳和奕山除了撒謊、編謊、捏謊，又還能有什麼別的選擇呢？
因此，楊芳和奕山幾乎是一到前線就撒謊。不像伊裏布，挨到最後才撒起謊來，效果當然不好。楊芳和奕山的撒謊可以說是有計劃有步驟有預謀的，至少，也做到了穩紮穩打步步為營。事實上楊芳剛到廣州，清軍就打了一個敗仗，琶洲、獵德、二沙尾炮台淪陷。然而楊芳卻在奏折裏隻字不提，僅虛筆帶過，道是英軍前哨“探至省城相距十餘裏遊奕”。然後筆鋒一轉，大談自己如何布防，宣稱“可以仰慰聖廑”。遠在北京的道光皇帝哪裏知道“省城相距十餘裏”是什麼概念？又哪裏知道“遊奕”是什麼意思？隻是感覺情況尚好，於是在上諭中稱“覽奏稍紓憂念”。
這是1841年3月6日的事。3月12日和3月17日，楊芳又再次上奏，謊稱清軍“大捷”，殺敵無數，弄得道光皇帝興奮莫名，諭令正在途中的“靖逆將軍”奕山“一俟大兵齊集，即設法斷其歸路，痛加剿洗”。道光皇帝的上諭是4月2日發出的，而事實是，早在3月18日，英軍便肆虐於省河，廣州城岌岌可危。於是，楊芳便隻好在3月22日和廣州將軍阿精阿、廣東巡撫怡良聯名上奏，請求道光皇帝批準恢複通商，理由是“逆夷”在我痛擊之下，“今俱不敢妄圖”，隻不過“希冀照常貿易”而已。因此不妨“將計就計，冀其墮入術中，於剿辦或有把握”。4月3日，等得心焦的楊芳、怡良又再次上奏，請求批準通商，“暫作羈縻，以便從容布置，可期計出萬全”。在楊芳等人看來，我軍既然打了那麼多勝仗，萬歲爺該給個麵子了。
誰知道光皇帝覽奏勃然大怒。他的憤怒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若貿易了事，又何必將帥兵卒如此征調？又何必逮問琦善？”是啊，何必呢？
楊芳等人沒有話說。因為他們不能說：“我們根本就打不贏。不同意通商，別無出路。”
於是隻好接受處分：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