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樣一個前提下，劉韻珂這個人物就很有點意思了。
劉韻珂在當時的封疆大吏中是個“另類”。他不是滿人，不是親貴，甚至不是科班出身（連舉人都不是，隻是國子監中的拔貢生）。他家境平常，關係不多，既無顯赫家世，也沒有後台老板，然而官卻升得很快，14年間（其中包括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製3年）由七品小京官而主事、員外郎、郎中、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拾級而上，直至1840年8月出任浙江巡撫，成為地地道道的“方麵之員”。茅海建先生認為，這是因為他“辦事結實”又“為人乖巧”。辦事結實，皇帝欣賞；為人乖巧，同僚喜歡。這自然是不錯的。但劉韻珂的一路青雲直上應該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的“特別用心”。
劉韻珂的“特別用心”在這場戰爭一開始時就表現出來了。作為巡撫，劉韻珂雖然名義上是浙江戰區的最高軍政長官，但實際上卻是當不了家的。因為在他之上，還有三位欽差（伊裏布、裕謙、耆英）一位將軍（奕經）。然而劉韻珂卻並不因此而袖手旁觀。相反，他積極主動地做了很多工作，又決不居功，因而頗得皇帝和長官的喜歡。關於這一點，《天朝的崩潰》一書中多有描述，此處不贅。這裏要說的是，正是他的這種“特別用心”，才使他講出了別人想講又不敢講的話，而且成功。這正是劉韻珂“另類”的地方。
前麵講過，在這場戰爭剛剛開始的時候，朝野上下基本上是隻許言“剿”不許言“撫”，隻許言“勝”不許言“敗”的。由此便逼出了許多謊言。等到前方“戰事糜爛”，許多人都意識到“事不可為”的時候，卻又三緘其口，噤若寒蟬。每個人都顧慮著自己的頂戴和腦袋，沒有人敢出來說真話。
這個時候，劉韻珂說話了。
劉韻珂說話並不容易。他沒有後台沒有背景，一條小命晃晃悠悠，隨時都可能因為“出言不遜”而被拿掉。更重要的是，他和顏伯燾一樣，曾是鐵杆的“主剿派”，而且曾為浙江防務殫精竭慮。要他主張由“剿”改“撫”，不要說別人，他自己就通不過。
然而不可收拾的戰局使劉韻珂再也不敢心存幻想。定海、鎮海、寧波接連失陷，葛雲飛（定海）、王錫朋（壽春）、鄭國鴻（處州）三鎮總兵相繼戰死，欽差大臣裕謙兵敗自殺，這一連串的噩耗猶如晴天霹靂，打得劉韻珂大驚失色，目瞪口呆。驚駭之後是反思。他想不明白，如果連定海、鎮海這樣的防禦工事都檔不住“英夷”的淩厲攻勢，裕謙、三總兵這樣的忠臣良將都壓不住“逆賊”的囂張氣焰，那麼，我們還能指望什麼？尤其是，當所謂“揚威將軍”奕經兵敗浙東，倉皇出逃，夜奔杭州時，劉韻珂的熱情降到了零度，頭腦也清醒起來。出於憂國，也出於憂民，他決定上書朝廷，調整政策。
不過，僅僅敢說還不行，還得會說。劉韻珂恰恰就是一個“會說”的人。在這道奏折中，他完全避開了“剿撫之爭”，甚至隻字不提“撫”或“羈縻”，而隻是提出繼續進行戰爭的十項“深屬可危”的因素。這就是他1842年3月21日那道“十可慮”的奏折。其中，最有可能打動道光皇帝的，可能是第九條：浙江去年雪災，春糧多未布種，物價與日俱增，小民度日艱難，人心浮動，盜賊四起，而地方官又忙於戰事，無暇兼顧。在這樣一種動亂時期，誰能保證沒有“不呈之徒乘機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