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有道理的，也是很能讓道光驚心的。對於一個專製君王來說，頭等重要的，是保住皇權。“英夷”雖然可惡，但畢竟隻是要求通商、賠款、割地，並無滅清亡國之意，也動搖不了國本。然而一旦民眾造反，則很可能就是皇冠落地。這可是大意不得的。“清朝統治者們盡管在諸多事務上糊塗昏聵，但在這一根本大計上十分清醒。”道光皇帝看了他這段話，很可能會心裏打個激淩。
劉韻珂的這個觀點很容易遭到今人的詬病：這完全是為了維護滿清王朝的統治嘛！在我看來，這種批判也完全是唱高調！劉韻珂畢竟是大清帝國的官員。他不維護大清王朝的統治，難道維護大英帝國的統治不成？再說了，他的話，是要講給道光皇帝聽的。如果他的立場不是維護大清，道光皇帝會聽嗎？
現在看來，道光皇帝是聽進去了的。朱批曰：“所奏不為無見。另有旨。欽此。”
茅海建先生總結說：“講真話，需要點勇氣，也需要點正氣。”我想補充一點：在專製製度下，也需要點技巧和心眼。劉韻珂就是證明。他在朝野上下不是唱高調就是說假話的氛圍下，唱了“反調”講了“真話”（真實的想法），卻不但沒有得咎，反倒升了官職，──由浙江巡撫升任閩浙總督。順便說一句，他也是交戰省份督撫中唯一未獲咎處反得升遷的人。這不能不歸結為他的“為人乖巧”。
不過，劉韻珂的技巧和心眼也給他帶來了麻煩。他擔任閩浙總督後，繼續用對付皇上的辦法搞“曲線救國”，用“陰柔之策”對付“英夷”。表麵上，他遵守條約讓福州通商，背地裏卻做盡手腳，讓英美商人無利可圖，以致1855年福州的貿易額僅為37萬元，1856、1857年竟無一艘“番舶”光顧。劉韻珂對此十分自得。他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裏洋洋得意地說：“福州竟不通商，數年後，該夷灰心而去，則省城根本之地，不令非我族類實逼處此。”
可惜他這一套到了鹹豐朝就吃不開了。登基未久的鹹豐皇帝要的不是這種鬼鬼祟祟的伎倆，而是堂堂皇皇的勝利，而朝野上下對劉韻珂的“媚夷”姿態也久為不滿。劉韻珂混不下去了，稱病請假。鹹豐皇帝看穿他的把戲，將計就計，打發他回老家“調理”，而且一“調理”就是12年。等到同治朝他再複出時，已經不可能有所作為了。
這可真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劉韻珂的“悲劇”是時代的悲劇，製度的悲劇。作為專製製度中人，劉韻珂輩做人的最高境界不過就是“乖巧”。“乖巧”之人想得出來的“製敵方略”和“錦囊妙計”，大約也隻能是些“陰招”。劉韻珂靠著這一套在官場上混，也許還能如魚得水。一旦置身於一個全新的國際大環境，就總有一天會混不下去。即便鹹豐皇帝不讓他“回家養病”，他遲早也會在別的什麼地方崴了腳。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