耆英等人這次決計抗旨。他們很清楚，什麼“專意剿辦”，“逆夷”不再進攻就是好事！什麼“無稍遊移”，皇上本人就一再“遊移”。果然，在耆英等人接到旨意的第二天，道光皇帝就“遊移”了，因為他看到了一份材料，一份據說是英軍“大元帥吳夏密”張貼在寶山縣城裏的“告示”。
現在可以肯定，這份“告示”是偽造的，隻不過不知是何人偽造而已。因為“大元帥”一詞向為英軍所不用，“吳夏密”則實在不知是為何人。因此可以斷定是偽造。日本學者佐佐木正哉先生甚至認為就是耆英偽造的，茅海建先生則認為不是。但無論是何人偽造，都可以肯定這是耆英等人對皇帝扮的一個鬼臉。
這份“英軍大元帥吳夏密”的“告示”說：五年前，“因本國商船誤傷廣東商人三名”，故“清國不許通商”。為此，我國“命我求和”。又因有人（暗指清朝“奸臣”）“詐我”，“不肯保奏朝廷”，隻好發兵扣闕，意在“殺盡奸徒”，並不幹你們百姓的事。爾等隻管安居樂業，“毋得驚慌亂竄”。十日之內，本帥將“整頓三軍，再扣北闕，直抵京師，自行講話”，爾等百姓，大可不必庸人自擾雲雲。
顯然，這是一份完全按照中國人思維方式寫出的“安民告示”。尤其是那個“隻反貪官，不反皇帝”的說法，十分符合中國邏輯，也十分符合朝廷對這場戰爭定下的調子。事實上，這場戰爭一開始，那些領兵上門前來要挾訛詐的敵凶，就被看作和說成是受了“委屈”來“告禦狀”的“外藩”。比如1840年英國外相巴麥尊挑起戰爭的照會，就被譯成“求討皇帝昭雪申冤”（其實意思是“要求皇帝賠償並匡正”）。這次也一樣，也是來“告禦狀”。既然是來“告禦狀”，當然要“討個說法”。如果地方官“不肯保奏朝廷”，也就隻好“直抵京師，自行講話”了。這就不由得道光皇帝不信。何況，“命我求和”，是他喜歡聽的；“奸臣詐我”，也是他相信的；而“直抵京師，自行講話”，則是他不願意看到的。於是決定：既然如此，那就還是“設法羈縻”，“撫賊”了事！
不過，道光皇帝還是留了一手。他指示耆英等人：“應守則守，應剿則剿，斷不可稍存畏葸，致懈軍心，是為至要！”對於英方的條件，他也一再討價還價，不肯批準，而要耆英他們去講道理。他天真地認為：“該逆既來訴冤，經此推誠曉諭，當可就我範圍。”
這下子牛鑒急了，隻好說出實話：“危迫實不可言！伏求皇上速決大計，以拯民命！”
大概這一回道光皇帝總算是明白了。什麼“訴冤”，什麼“求和”，都是扯淡；什麼“恭順”，什麼“感激”，都是假的。隻有咱們打不贏了才是真的。但他還是不明白：我堂堂“天朝上國”，怎麼就打不贏那“蕞爾島夷”呢？
這當然說來話長，但其實隻說一條也就夠了：“島夷”們戰也好，和也好，都不用千裏迢迢來回請旨的。不像咱們，事無巨細，都得您老人家“恩準”。
因此，他們也用不著撒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