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想來，“陋規”這兩個字，實在是妙不可言。一方麵，它是“陋”（腐敗），另一方麵，它又是“規”（常規）。事實上至少在明清兩代，陋規已成為官場中一種“常規性腐敗”。即便一些比較正派、尚有天良的官員，盡管內心深處很不以為然，也不得不照此辦理。能不在“耗羨”之外再加攤派，或不在“規禮”之外再出新招，便已是“愛民如子”、“體貼下官”，火耗、米耗和各種規禮則還是要收的。因此我們便很想知道，這究竟是為什麼？
有人說，這是給逼出來的。
這話並非沒有道理。我們知道，官場陋規，主要盛行於明清，而明清兩代，則是官員俸祿最低的時期。縣長的月薪，據吳思《潛規則》的計算，隻合人民幣1130元。我們要搞清楚，他們這個俸祿和我們現在的工資並不是一個概念。明清官員的俸祿是要用來給別人開工資的。比如總督、巡撫，沒有下屬職能部門，要靠自己聘請“幕友”來幫忙。這就要自己掏腰包，朝廷是不管的。州縣雖有政府，有僚屬，有吏員，但那不頂事，還得靠自己請“師爺”，而且至少要請兩個（一個刑名師爺，一個錢糧師爺，分別負責處理司法治安和財政賦稅方麵的具體事務）。師爺和州官縣官，是雇傭關係。師爺管州縣叫“東家”，州縣管師爺叫“先生”。他們不是上下級，師爺也不是朝廷命官或政府雇員。他們的薪水，當然得州縣自己出。除了刑名和錢糧這兩個最重要的師爺外，州縣還要聘請一些其他的私人秘書，比如“書啟”（負責書寫信函和起草公文）、“掛號”（負責管理公文）、“賬房”等等。他們的薪水，當然也得由州縣自己出。這就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開銷，且不說還要贍養父母，供養妻兒，周濟親友，置辦產業，你說這千把塊錢怎麼夠？
另外，官員朝覲、調差、上任，朝廷是不出路費的，得自己想辦法。那時實行回避製度，主官不能在家鄉就職，常常一走就是千裏之遙。這就不能不靠沿途的地方官招待。不招待也是不行的，因為大家都有這個問題。你今天不招待別人，明天別人就不招待你。當然，招待也是對等的。督撫來了督撫招待，州縣來了州縣招待。但不管是誰來了，隻要過境，州縣都要招待。因為他們官最小，見了誰都得叫首長。這也是一項不輕的負擔。據張集馨《道鹹宦海見聞錄》所記，道光二十二年，已被革職的前閩浙總督顏伯燾卸任回粵途經漳州，漳州縣蔣縣長就花了一萬兩銀子的招待費，最後隻好虛報兵勇名額，領取糧餉來填補虧空。明清時代的地方官，並不那麼好當。
何況還有種種應酬、陋規，比如“三節兩壽”的水禮，冬天的炭敬，夏天的冰敬，請長官門房代為通報的“門敬”，送給首長跟班的“跟敬”，走馬上任之前酬謝京官打發親朋的“別敬”等等。比如張集馨從朔平知府調任陝西督糧道（主管西北地區軍糧的地方官）時，光是在北京的“別敬”就花了17000兩，至少是他年薪的100倍（當時一個總督的年薪才180兩）。收支出入如此之大，不去盤剝百姓，就隻有自殺。
那麼，不送這個敬那個敬的行不行？不行。首先是京官不答應。明清兩代的京官是很窮的。那些職位低權力小的，差不多也就是靠小米粥窩窩頭過日子。大官們的薪水也不多，開銷卻很大。比如要買房子、養仆人、置儀仗、請客吃飯、給皇上和太後送壽禮等等，而明代一個正二品的六部尚書年薪才紋銀152兩，清代的一品大員也才180兩，你說夠做什麼？也就全靠地方官的這個敬那個敬了。當然你硬不敬也可以。隻是到了考核的時候，你的問題肯定不少。來部院辦事的時候，所有的文書肯定都過不了關。別人舉報你的時候，當然沒人替你說話，揭發材料倒是很快就會送達禦前。最後的結果是什麼，你自己也清楚。所以，除了那個連皇帝都敢罵的海瑞，沒有哪個地方官不給京官送這個那個的。比如抗倭名將戚繼光，據說就曾購買美女送給當朝宰相（首輔）張居正。這事雖然查無實據，但他送過重禮，卻是有案可稽。
總督、巡撫們要給京官送禮，他們當然也要接受下級的孝敬，要不然錢從哪裏出？何況他們的開銷也大。光是進京朝覲一次，銀子就得花得跟流水似的。這些錢朝廷是不管的，也沒有別的生財之道（比如辦企業什麼的），正所謂“非從天降，非由地出”，不接受下級的孝敬，又能從哪裏來？京官吃督撫，督撫吃州縣，州縣沒有下級，就隻好吃百姓。等到百姓身上再也長不出肉來給他們吃時，整個帝國也就崩潰。
那麼，為什麼要把官員們一個個弄得都跟餓狼似的呢？
低薪自然有低薪的道理，這個道理就是所謂“道德原則”。在中國古代社會，道德是至高無上的。它不但是“立國之本”，而且是“治國之方”。也就是說，國家政權既靠道德原則來建立，國家政令也靠道德原則來執行。這樣，作為國家政令的頒布者和執行者，各級官員在理論上就應該是道德的楷模。他們應該帶頭勤儉節約，廉潔奉公，當然也就不能拿過高的薪水，以免玩物喪誌，浪費奢靡。相反，如果他們能夠克勤克儉，縮衣縮食，以為君父分憂，以為小民垂範，則可保國富民強，天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