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況，官員們的俸祿雖然低，精神上卻有補償。我們知道，在中國，當官是一件很風光的事情。有句話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為什麼唯有讀書高呢？就因為唯有讀書，才能做官。所以“唯有讀書高”，其實還是“唯有做官高”。做官既然高人一等，那麼，薪水低一點又算什麼。你嫌低，那你不要做，有的是人願意做。
有了上述一個“大道理”（以德治國）一個“小道理”（精神補償），朝廷就覺得可以理直氣壯地隻給官員們發放極低的俸祿，甚至還要拖欠克扣。我們多半隻知道現在有些地方會拖欠民工的工資，教師的工資，鄉鎮幹部的工資，大約誰也不會想到這事古代也有，而且拖欠克扣的對象，不僅是地方官員和低級官吏，也包括朝中大臣。古代官員的俸祿，常常是發實物工資的。領回家的並不都是銀子，也有大米、布匹，甚至胡椒。你說這胡椒怎麼當錢用？而且，不管發給你的是什麼，統統都要折算成大米。至於怎麼折，自然是朝廷說了算。比如明代成化年間，戶部就曾把在市場上隻值三四錢銀子的一匹粗布，折成了價值20兩銀子的30石大米。僅此一項，朝廷就近百倍地克扣了官員的工資。這是什麼朝廷？簡直就是強盜！
朝廷做強盜，官員就隻好當土匪。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能當土匪，能當的隻有州官縣官。州縣雖然能夠直接向老百姓巧取豪奪，但他這個土匪是要“掛牌上崗”的，他的“營業執照”還得上頭批。結果，州縣們的各級上司，就變成了抽成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老大。州縣攔路打劫，督撫坐地分贓，京官敲詐勒索，整個官場變成了一個土匪窩子，這不是逼良為寇是什麼？
當然，也不是所有的地方官一上任就當土匪。一般地說，科舉出身的新官，一開始還是比較廉潔的。他們並不想當土匪，因為這和他們的人生理想不符。這些人，飽讀儒家經典和史書，懂得“水能載舟，也能覆舟”的道理，滿腦子都是忠君愛民、富國強兵、平治天下的理想。但是，當他們有了一些所謂“官場曆練”以後，這些理想就不見了。因為理想並不能當飯吃，而朝廷又沒有提供足夠的糧草讓他們去為理想馳騁。那些不能解決任何實際問題的道德說教便隻好束之高閣，而代之以能夠讓他們在官場上左右逢源的非典型腐敗。好一點的，也許隻不過對這些“耗羨”、“陋規”不再大驚小怪，甚至心安理得；壞一點的，則很可能變成窮凶極惡的盜匪和貪得無厭的竊賊。
道理也很簡單：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當你拿著可憐兮兮那麼一丁點被拖欠被克扣的俸祿，連老婆孩子都養不活的時候，能有幾個人願意像海瑞那樣，靠吃自己在衙門裏種的蘿卜白菜過日子呢？何況你要改善一下生活並不困難。你隻要在收稅收糧的時候稍微多收那麼一點點就行了，甚至你隻要對你的下屬在多收稅糧的時候睜隻眼閉隻眼就行了。什麼都不用你親自動手，一切都會有人幫你打理好，而且你還不用擔心受到指責和處分，因為大家都是這麼做的。那麼，又有幾個人能擋住這樣的誘惑呢？
難怪朱元璋要感歎官員墮落之多了。他說“朕自即位以來，法古命官，布列華夷”，誰知道“擢用之時，並效忠貞；任用既久，俱係奸貪”，“以至內外官僚，守職維艱。善能終是者寡，身家誅戮者多”。吳思的《潛規則》一書，把這個現象稱之為“新官墮落律”。原本清清白白的新官、清官一個個墮落為貪官、半貪官，自然有複雜的原因。但朱皇帝的低薪製，卻不能不說是原因之一。
事實上，無論低薪製度有沒有道理，或者有多少道理，它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都不具備可操作性，而一個不具備可操作性的製度在政治上是注定要失敗的。為什麼不具備可操作性呢？因為它缺少一個支撐係統。當然，在朱元璋他們看來，這個支撐係統是有的，這就是道德和道德教育。但是，道德雖然必須，也有用，卻不萬能。倉廩足然後知榮辱，貧窮才是萬惡之源。你不能指望官員們餓著肚子為帝國效勞。沒錯，無論古代還是國外，都有安於低薪，甚至有貼錢做官的。不過我們得弄清楚，這些人一般並不缺衣少食。他們或者有田租，或者有家業，或者有遺產。他們出來做官，或是為了實現政治理想，或是為了實現人生價值，總之不是為了謀生。
咱們的情況可就兩樣。大多數官員，是要靠這個吃飯的。尤其是來自農村的那些貧寒之士，他們頭懸梁錐刺股，囊螢映雪，刻苦攻讀，不僅是為了“一舉成名天下知”，也是為了能夠改善生活。至少，在他們金榜題名、走馬上任之時，對那些曾經千難萬苦地支持過他們的父母妻子、親朋好友，總得有所回報吧？貧困潦倒時借下的種種債務總要一一償還吧？作為一個官員應有的最起碼的體麵，也總得維持吧？然而朝廷所發放的，隻是杯水車薪。那麼好了，朝廷的俸祿既然不能指望，能指望的，便隻有手中的權力。而權力，我們知道，那是可以換錢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