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可以換錢，這個道理大家都知道。權力如何換錢，大家知道的可能比我還多。那就不說也罷。現在要考慮的，是解決的辦法。
這是很有現實意義的。因為不但明清，就連時下的腐敗，也部分地與低薪有關。我們的省長、縣長雖然不必自己掏錢雇“幕友”、“師爺”（也不允許），調動工作時也不必自己掏路費，更不必四處打點，逢人便送別敬，但工資單上的那點薪水，也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當然，他們還有工資以外的許多無法準確估算的福利，比如住房，比如醫療，比如用車，比如不需要自己花錢的吃喝玩樂，正所謂“工資基本不動，飯菜基本不弄，煙酒基本靠送”。可惜這些好處隻有在職的時候才有。一旦離職，就什麼都沒有了。另外，也不是所有的官員都有上述好處。地方有貧有富，官缺有瘦有肥。某些非要害部門（也就是北京人所說的“蒸餾水衙門”）的幹部，日子就相當清貧；而某些要害部門（比如紀檢部門）的幹部，因為紀律嚴明，日子也過得緊緊巴巴。
因此，類似於明清官場陋規的非典型腐敗，便在不少地方和部門死灰複燃。當然，公然地收受“使費”、“部費”、“門敬”、“跟敬”是不大可能，到地方上視察，臨走時也不會有什麼“程儀”。如果有，那是要被視為“典型腐敗”的。但非典型腐敗之所以是非典型腐敗，就因為它總能找到恰當的方式，讓大家無話可說，或者無法可查。所以，內容千古不變，花樣卻不妨翻新。比方說，花巨資給你裝修房子，卻隻象征性地收一點“材料費”，就是一個辦法。用考察的名義請你出國旅遊，也是一個辦法。此外，還有請打麻將和請打高爾夫球的（贏家是誰自然不言而喻），有請題字、寫文章然後送潤筆、稿酬的。此類“辦法”數不勝數，我們以後有機會再說。
同樣，公然地收取“耗羨”，也是不可能的，而亂收費、亂攤派、亂集資，則是明顯的違法亂紀。但“跑部進京”之類的事情還是要做，而且開銷也不小。這些錢不能完全由地方政府出，更沒有由地方官自己出的道理，再說也出不起。這個也有辦法，就是讓企業出，然後將跑來的項目交給這家企業去做。這很“公平”，也很“合理”，大家都沒有話說。企業因為出了錢，當然該得這個項目；地方官等於給這家企業跑來了生意，當然也該附帶地享受一些好處，比如吃滿漢全席，住總統套房，以及將一些不便報銷的款項交由企業解決等等，便等於是收取“耗羨”了，隻不過並不裝進官員的腰包而已。實際上，招待重要客人，請吃飯，請跳舞，甚至請洗桑拿，然後“找個老板來埋單”，已是某些地方官的常規做法，也是公開的秘密。總之，由於官員們的薪資實在太低，要用錢的事情和地方又太多，這就使他們不得不“曲線救國”，想些並不明顯違法亂紀的辦法，而非典型腐敗也就應運而生。
於是便有人主張，應該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並不是什麼新主張，早就有人提出並實行過了。這個人就是清代的皇帝雍正。雍正皇帝即位不久，就做了三件與反腐倡廉有關的事，這就是耗羨歸公、高薪養廉和取締陋規。雍正是一個了解下情的皇帝。他很清楚，“耗羨”這種正常稅收外的附加稅，是收得沒道理的，但又取消不得。當真取消了，官員們就沒法過日子；而如果一仍舊例，又等於姑息縱容。雍正的辦法是“耗羨歸公”。具體地說，就是將過去由州官縣官私征私用的耗羨，統統上繳省庫，然後再由省裏發給州縣。這項改革的意義是很大的。首先，耗羨歸公，國家便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規範（主要是規定提取的比例），而州縣因為多收無益（反正隻能從省裏領到規定的數額），就不會再亂攤派。這就堵住了亂收的口子。其次，耗羨歸公以後，州縣征求耗羨，不過是完成任務；上司發還耗羨，也不過是發放津貼。雙方都不是送“紅包”。既然不是紅包，也就沒有人情。州縣既不敢借口孝敬上司而加重盤剝，上司也可以理直氣壯地管理下級。這就堵住了腐敗的口子。第三，歸公的耗羨，除填補虧空和留作公用外，統統用來發放“養廉銀”。這筆錢，雖然還是從官員們那裏來的，但比起這個敬那個敬來，畢竟公平合理多了。這就在“反腐”之外又有了“倡廉”。
雍正時期養廉銀的數字相當可觀。比如總督的年薪是白銀180兩，而浙閩總督的養廉銀則是18000兩，一百倍。縣官的年薪是45兩，而其養廉銀至少也有400兩，多的可達2000兩，倍數也很不小。吏、戶、兵、刑、工五部尚書（部長）、侍郎（副部長）和管部務的大學士（國務委員）則發雙俸。因為他們沒有養廉銀可領，手上又有權，難免地方官來和他們搞權錢交易。其他京官，也都有所津貼。比如一品大員年俸180兩，恩俸則有270兩，比例雖不及外官大，但京官的應酬開銷要小得多，大體上也能平衡。
有了養廉銀，雍正便認為可以取締陋規了。那時的陋規是很嚇人的。比如山東的州官縣官拜見巡撫一次，衙門裏就要收門包（也就是開門費和通報費）16兩。繳納1000兩稅銀，則要另交30兩手續費。下級拜見上級，本來是談公務，卻要先用銀子作敲門磚；納稅人交稅是盡義務，卻要另外拿錢答謝收稅人。這是什麼規矩？混賬規矩！因此雍正勒令取締，並通令全國：“倘有再私收規禮者，將該員置之重典，其該管之督撫，亦從重治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