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初的情況，便大體如此。劉邦打天下時就不帶兵，具體事情都交給張良、蕭何、韓信他們去做。他的幾個接班人，崇尚“無為而治”，也都樂意當“甩手掌櫃”。所以秦人創立的帝國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漢人卻搞得有聲有色。遺憾的是，宮廷與朝廷，或皇室與政府的這種關係，道理上並沒有講清楚，製度上也沒有做規定，不像現代西方國家，憲法明文規定皇帝不得過問政府的事，而是想過問就過問，想不過問就不過問。結果，漢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變化。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這樣的人，多半都喜歡親自操刀。所以武帝一朝，宰相成為擺設。漢武帝既當董事長又當總經理，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事情倒是弄得轟轟烈烈，遺患卻也無窮，因為他把製度破壞了。正因為破壞了製度，這才有後來的外戚專政和宦官弄權（後者又因前者而起），漢王朝也終於滅亡。從這個角度講，皇帝雄才大略並不是好事情。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獨斷專行，無法無天，不把製度放在眼裏。當然皇帝太愚蠢太昏庸也不好，最好是頭腦清楚又不好大喜功，事情交給政府做，自己隻拿大主意。但這並由不得我們。錢穆先生批評破壞製度的人，說他們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於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於有政府”，我看沒有哪個皇帝會懂這道理。相反，帝國製度既然是以皇帝為中心建立的，就不能不規定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限製的權力，皇帝也不會自動交出自己的權力，隻會不斷從宰相和政府那裏把它收回來，最後把自己變成獨裁者。
事實上從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起，皇家就開始侵奪相權。唐初雖然“把以前皇室濫用之權重交還政府”，卻再也回不到漢初的理想狀態。錢先生說：“漢宰相是采用領袖製的，而唐宰相則采用委員製。換言之，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而唐代則把相權分別操掌於幾個部門”，“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這原本也沒什麼不可以，但隻分相權不分君權，權重就向皇帝傾斜了。
不過唐代宰相雖不如漢，比起後世來權力還是大得多。唐代相府共三個衙門（相當於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管出令，門下管複核，尚書管執行，類似於立法、司法、執法三權分立，隻不過所立、所司、所執的不是“法”，而是“令”。當時王朝的最高命令，都由中書省擬出，而且一拿出來就是定稿，叫“熟擬”，皇帝隻能在上麵畫圈，叫“印畫”。也就是說，宰相有決策權，皇帝反倒隻有同意權。當然，門下省可以駁回中書擬定、皇帝同意的命令，但門下省也是相府，門下省的否決權也是相權。可見唐代相權也不很小。皇帝不經中書、門下副署就直接下達命令，在當時是視為非法的。
宋就不行了。“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後決定權在皇帝，不在宰相”，宰相上朝也不能像秦漢隋唐那樣“坐而論道”，隻能站著。明清更糟，幹脆廢了宰相，而代之以六部和內閣。六部原屬尚書省，尚書省的長官和中書、門下兩省長官同為宰相。朱元璋把中書、門下兩省都廢了，隻留下尚書省，卻又不設長官，讓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這就等於是不要總理，由總統直接領導部長，和美國的體製差不多。問題在於美國的總統是選出來的，也是有人管的。國會管，法院管，媒體輿論也監督，出了事情要下台。何況美國的總統也不是董事長，而是總經理。明清的皇帝卻是董事長，現在又來做總經理，還沒人管，結果可想而知。
以內閣代宰相就更不通。我們要知道，明清的內閣可不是由總理、副總理、部長組成的“國務院”或“政府”，其實不過是皇帝的顧問班子，頂多叫“秘書處”。內，是內廷、大內的意思。閣，則是宮內的殿閣。可見內閣屬於宮廷，不屬於朝廷。內閣的成員叫大學士，官階隻有五品。按尚書二品、縣令七品計算，五品不過副司級，怎麼能是宰相？但在明代，“入閣”卻又相當於“拜相”，這就是隻講法術不講製度了。
到了清代，雍正皇帝連內閣也信不過，又搞了個“軍機處”。這就更荒唐。皇帝不但董事長兼總經理，還兼司令員，司令部則成了政務院。說穿了，這是隻要皇帝獨裁，不要政治製度。當然，康熙、雍正、乾隆這三個，是有精力也有能力獨裁的，所以造就持續百年的“盛世”，論版圖、人口、國力，均不亞於漢唐。但最後的結果，卻是逼出來一個辛亥革命。這事說來話長，我們以後再講，現在先來看看地方上的情況。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