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再說官員選拔。
我們知道，帝國雖然是以皇帝為中心建立的，但治理國家的卻不是皇帝一個人，也不可能是皇帝一個人。帝國的幅員如此遼闊，人口如此眾多，事務如此繁雜，如果事無巨細都要皇帝親自去打理，那實在是天方夜譚。合理並且可能的辦法是委派官員去代理，就像農場主雇人放羊一樣。這種製度，就叫“官員代理製”。那些代表皇帝去放羊的人，就叫“牧民之官”，有時也直接就叫“牧”。
官員既然是皇權的代理人，那就必須精挑細選。一要靠得住，二要有本事，三要守規矩。所以官員的選拔，曆來就是王朝的重大課題。這項工作在古代，就叫“選舉”。選，就是選擇；舉，就是提拔。這和現代“選舉”的意思也差不太多，隻不過現代選舉是“民選”，古代選舉是“官選”，民選靠投票，官選不靠投票而已。
選舉的方式有三種：察舉、薦舉、科舉。察舉就是由地方官進行考察，發現人才後向朝廷舉薦。薦舉就是由中正官（專門負責此項工作的官員）將各地推薦的人才分為三六九等，然後向朝廷舉薦。科舉則是通過分科的考試，將考試合格的人才向朝廷舉薦。第一種是察而後舉，所以叫察舉。第二種是薦而後舉，所以叫薦舉。第三種是科考而後舉，所以叫科舉。兩漢實行察舉製，魏晉實行薦舉製，隋唐以後實行科舉製。不過，認真說來，隻有隋唐的科舉是選舉，因為進士及第以後並不立即授官，仍然隻是推薦的意思。宋以後，進士及第即是官員，就不好叫做選舉，隻能叫做考試了。
這三種，是選拔官員的主要方式，叫“正途”。其他方式，則叫“雜途”。比較起來，最好的是漢唐。漢代製度的優點，是兼顧了教育、實習、選舉、考試四個方麵，形成了一個完整的流程。漢自武帝時起，就有太學。太學是最早的“國立大學”。不過這“國立大學”，全國隻有一個，專門用於培養政治人才，因此也可以說是“中央政治學院”。這就是教育。太學生考試畢業分為兩等，一等的叫甲科，二等的叫乙科。大約甲科相當於現在的本科（大本），乙科相當於現在的專科（大專）。不過現在的本科專科是靠入學考試來分的，漢代的甲科乙科卻靠畢業考試來分。甲科出身的為郎，乙科出身的為吏。郎就是皇宮裏的侍衛，也是政府官員的後備軍。吏則是地方官員的僚屬，相當於現在的一般幹部。補郎和補吏，是太學畢業生應有的待遇。這就是實習。太學畢業生為郎為吏實習一段時間後，中央和地方的官員都可以根據他們的表現向朝廷推薦。這就是選舉。選舉以後，再考一次，這就是考試。經過這樣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年輕人就可以正式踏入仕途，成為政府官員了。
這樣一種製度，應該說是很科學的。因為這樣選出的官員，既有知識（受過正規教育）又有曆練（經過基層實習），何況還通過了上級考察和政府考試，怎麼能不優秀呢？如果說有問題，就是那時讀書的可能性太小，進太學就更不容易。結果由於知識的壟斷，變相地形成官職的壟斷，終於導致魏晉南北朝的門閥製度。
科舉製度糾正了這一弊病，政權開始向平民開放，盡管這種開放是有限製的、不徹底的（工商等行業中人不得報考），卻總算是進了一步。這個製度，又以唐代的為最好，好就好在禮部考試及格就叫進士及第，就有做官的資格，卻又並不立即授官，還要由吏部再考一次，也就是教育部考了人事部再考。大約“禮部考的是才學，吏部考的是幹練”，既有知識又有能力，才能做官。這個精神，和漢代是一脈相承的，隻不過方法有異而已。
但是宋人把這個傳統破壞了。宋代的讀書人，隻要科舉及第，立即就委以官職，不必再經吏部考試。這其實是不對的。會讀書的人不一定會做事，而國家需要的是管理人才，怎麼能隻看之乎者也子曰詩雲，不要曆練？何況所謂考試，原本指的是考績和試用。現在士人“榜下即仕”，無績可考，不試而用，就違背了考試的初衷。再說此門一開，天下士人蜂擁而來，朝廷哪裏招架得住？事實上自從唐代開放政權以後，參加考試的讀書人越來越多，朝廷無官可授，隻好設員外郎、候補官，結果“士十於官，求官者十於士，士無官，官乏祿，而吏猶擾人”。用錢穆先生的話說，讀書人成了“政治脂肪”，而且堆積在“心髒”周圍，這個國家還有不得冠心病的？
於是明清兩代，隻好再做改革。首先是科目的統一。我們知道，所謂“科舉”，就是“分科考試，設科舉士”的意思。唐代考試的科目很多，宋代也有十科。這些科目中，地位最高的是進士，唐人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就是說三十歲才考上明經科就太差勁了，五十歲能考中進士則很不容易。因為明經科考的是死記硬背的東西，進士科卻考真才實學。明清以後，盡罷諸科，隻留進士，考試內容則合並明經、進士兩科。這是當年王安石主張的改革方案，到明清算是成了定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