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考試的嚴格。唐宋兩代，“主要的考試隻有一次”，明清卻要從下到上一路考下來。先在州縣考，叫“童試”；然後在省裏考，叫“鄉試”；然後在部裏考，叫“會試”；最後在宮裏考，叫“殿試”。層層選拔，層層淘汰，過五關，斬六將，才能出人頭地。所以很多讀書人，一輩子就耗在考場上了。
第三是等級的森嚴。參加童試的考生，不論年齡大小，一律叫“童生”。考中了，就叫“生員”，俗稱“秀才”，算是通過了府、州、縣的“入學考試”。是否到縣學府學讀書倒不一定，但有資格到省參加鄉試。鄉試三年一次，八月舉行（因此叫“秋闈”），考三場，中試者為“舉人”（因此叫“中舉”），有資格進京參加會試。會試次年二月舉行（因此叫“春闈”），由禮部主持（因此又叫“禮闈”），中試者為“進士”。進士最後還要由皇帝（或以皇帝的名義）在宮廷裏再考一次，分出一二三甲，這就是殿試。殿試中進士的叫“甲榜”，也叫“甲科”，都是“天子門生”，名單用黃綾書寫向全國公布，叫“金榜題名”。
這就是等級製度了。秀才一級，舉人一級，進士又一級，三級。進士也分級，最高一級（一甲）三個：狀元、榜眼、探花，叫“賜進士及第”，也叫“鼎甲”（狀元則叫“鼎元”）；第二級（二甲）若幹，叫“賜進士出身”；第三級更多一些，叫“賜同進士出身”。這又是三級。這還不夠。中了進士，照例還應該留在京師讀書三年，由朝廷派一位老資格的進士來教，叫“散館”。三年以後，再考一次，成績好的就進翰林院，這才算是到了頂，也才有了做大官的資格。明清兩代，秀才、舉人，是很難做到大官的；進士、翰林，也很少有隻做小官的。不像兩漢唐宋，“任何人都得從小官做起，但人人都有當大官的希望”。這就有點像魏晉南北朝，“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都講“出身”，隻不過魏晉的“出身”指血統，明清的“出身”指功名。進士、翰林，就叫“出身好”。秀才、舉人，就叫“出身不好”。
出身好的做了官，出身不好的就隻好去做吏。明清時代在衙門裏做事的人，有官，有僚，有吏。官就是正職，即長官；僚就是副職、佐貳，即僚屬；吏就是辦事員，即胥吏。官和僚都是官員，有品級（比如知縣正七品，縣丞正八品，主簿正九品），叫“品官”。又因為自隋以後，官和僚都由中央統一任命，因此也叫“朝廷命官”。吏則“不入流”，由長官自己“辟召”，身份其實是民。也就是說，官僚都是“國家幹部”，吏卻隻好算作“以工代幹”。他們是官府中的“服役人員”，其身份與衙役（更夫、捕快、獄卒之類）並無區別，隻不過更夫、捕快、獄卒或服勞役，或服兵役，胥吏則提供知識性服務而已。因此胥吏地位極低（常被呼為“狗吏”），待遇也極低（往往領不到薪水）。此外，還有一條規定，就是胥吏不能當禦史（監察官），也不能考進士。官和吏，就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了。
不過胥吏的地位雖然低，政治影響卻大，因為國家事務，尤其是地方行政，實際上是靠胥吏來處理的。進士、翰林出身的“官”們，“學問”雖好，能力卻很可疑。他們往往不屑於（其實也未必能）處理繁瑣的具體事務。“吏”卻是這方麵的專門人才。而且，由於胥吏沒有別的出路，無法像官那樣步步高升，也就更加努力地把自己打造成“專門人才”，並在執法領域“大顯身手”。結果，在處理國家事務和地方行政時，官是外行，吏是內行。外行雖然在名義上領導內行，內行卻可以在實際上糊弄外行。要知道，帝國的政策和法令往往都是些“原則性意見”，是用漂亮的文言文寫成的，因此是含糊其辭和語焉不詳的，具體尺度全靠執行者掌握。官們既然不懂行，則升遷的快慢，處分的輕重，賦稅的多少，工程的增減，便都由吏們說了算，或者被胥吏牽著鼻子走。所以，明末的顧炎武，便說當時的情況是“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也”。清末的郭嵩燾，也說有清一代是“與胥吏共天下”。一個王朝的政治，如果居然實際上是由一大批永無出頭之日的辦事員（胥吏）來操縱的，那光景大約意見可想而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