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講的，大概就是中國古代政製怎樣由“好製度”變成“壞製度”的過程。那麼，何以至於此呢？錢先生也總結了幾條，比如“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以及中國社會過於平等，中國人民過於自由，中國政治太講法治不重人治等等。這幾條，除了第一條外，其他結論都讓我們目瞪口呆。但仔細讀來，才發現原來錢先生的概念和我們大相徑庭。他老先生說的“平等”，其實是“平鋪”；他老先生說的“自由”，其實是“散慢”；他老先生說的“法治”，其實是“死摳條文”，或“教條主義”、“本本主義”。這就沒有什麼好討論的了，因此我們隻討論第一條：“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
從秦漢到明清，帝國的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嗎？有。比如地方行政從郡、縣兩級，到州、郡、縣三級，到道、州、縣三級，到路、州府、縣三級，到省、府、州縣三級，再到名義上的省、府、州縣三級，實際上的總督轄區、省、道、府、州縣五級，就是中央政府不斷破壞原有製度，不斷從上往下派出官員、增設建製，亦即不斷從地方收權向中央集權的過程。結果，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上級機關日趨龐大，地方政治日趨糜爛，管理成本增加了，問題卻越來越多，效果也越來越差。
那麼，帝國又為什麼要向中央集權呢？這就要先弄清楚權力集中到哪裏去了。集中到所謂“中央政府”那裏去了嗎？沒有。實際上，以宰相為首腦的“政府”的權力，也在同時被逐步蠶食。東漢的相權小於西漢，隋唐的相權小於東漢，宋元的相權小於隋唐，明清則幹脆取消了宰相。中央政府沒了首腦，隻剩下一群秘書和部長名不正言不順地在那裏維持工作。這樣的“政府”，難道也是集權政府嗎？
顯然，從秦漢到明清，一方麵是地方政府的權力被逐步削弱，另方麵是中央政府的權力被逐步剝奪。收回來的權力集中到了一個人的手裏，他就是皇帝。
所以，帝國製度的全部問題，就在皇帝這裏。
皇帝自然是不能沒有的。沒有皇帝，就不叫帝國了。何況正如錢穆先生所說，一個統一的國家不能沒有一個元首，這個元首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也隻能是皇帝。這當然也在理。問題是元首可以有兩種，一種是虛位的，一種是實位的。帝國也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名義上的，一種是實際上的。王國、共和國，也一樣。比如君主立憲的英國，就是名義上的王國實際上的共和國。她的國家元首就是虛位的。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則是名義上的共和國實際上的王國或帝國。她的國家元首則是實位的。可見，有沒有皇帝，要不要皇帝，或者一國之首叫不叫皇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帝作為國家元首，究竟是虛位的，還是實位的。
錢穆先生主張和讚賞的，顯然是一種“皇帝虛位的帝國製度”，即“皇帝是國家的惟一領袖，而實際政權則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國家的元首，象征此國家之統一；宰相是政府的領袖，負政治上一切實際的責任”。作為一種主張，錢先生此說自然不無道理；但要說這是中國人的“一向意見”，恐怕就值得商量。
中國人一向主張帝國的元首（皇帝）虛位嗎？否。倘若果真如此，就不會有所謂帝國了。帝國製度是從哪裏來的？是從邦國製度演變而來的。邦國是一種什麼樣的製度？是普天之下一個名義上的國家聯盟領袖（天下共主），天子之下若幹個各自為政的諸侯王國。如果把這“天下”看作一個國家，則這個“國家”的元首（周天子）就是虛位的，即“天子虛位，國君實位”。後來，不但國家聯盟的領袖（天子）是虛位的，組成聯盟各國的元首（諸侯）不少也變成虛位的了，政權實際上掌握在卿大夫手裏，即“政由寧氏，祭則寡人”。錢先生的主張，豈非老早就實現過了？
可惜大家都說不行。說不行的人還不肯坐而論道，都要用拳頭說話。最後是打出了一個大秦王朝，也打出了一個帝國製度。創立這個製度的秦也有一個特點，就是從來沒實行過國君隻當虛位元首，把政權交給王國政府的製度。實際上，秦王國之所以能在兼並戰爭中勝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秦孝公依靠商鞅的變法，打擊了封建領主勢力，把政權、財權和軍權全部集中在國君手裏，建立了“國君集權”的製度。秦始皇既然是靠著這個製度把王國變成帝國的，那麼，他在由秦王變成了皇帝之後，又怎麼會把政權交給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