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即大秦王朝和帝國製度的建立，究竟是偶發事件還是曆史必然？從結果看，顯然是後者，因為“百代皆行秦政治”，漢唐宋元明清也都是不叫“大秦王朝”的大秦王朝，即帝國。所以，帝國是一種必然。帝國既然是必然，那就由不得你喜歡不喜歡，也一定會按照自己的規律來運行。這才有漢的削藩（取消封國的自治權），唐的分省（將中央最高行政機構由一個宰相府分成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宋的釋兵（收回將帥兵權，改由文臣將兵），明的罷相（廢除宰相製度），也才有前麵說的種種變革。這些變革，說到底，就是要把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到皇帝手裏，而且集權、集權、再集權。
實際上，錢穆先生講的其他問題，比如宋以後的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平鋪的社會”等等，也都因此而生。錢先生所謂“平鋪的社會”，其實也就是沒有貴族階級的社會。沒有了貴族階級，就隻剩下了兩個等級，或一個關係，即君與臣。君隻有一個，其餘都是臣，地位一樣，這就是“平等”（其實是“平抑”）。沒有了貴族階級，官位不能世襲，政權對外公開，隻要考試合格，人人可以做官，這也是“平等”（其實是“均等”）。沒有了貴族階級，地方上也就沒有核心人物，沒有凝聚力，這就“自由”（其實是“散慢”）。機會均等，大家一樣，互不買賬，就不能靠人治，隻能靠王法律條來治理，這就是“法治”（其實是“律治”）。錢先生所說的種種問題，是不是都由廢除貴族政治始？
那麼，帝國為什麼要取消貴族階級呢？因為貴族製度和帝國製度是不兼容的。帝國製度的本質，是“中央集權，一人專政”。這個“一人”，在理論上就是皇帝。皇帝的權力就是“皇權”。皇權是一種最高權力，也是一種絕對權力，是不受製約和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則“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一人之下”，又怎能再插進來一個“萬人之上”？所以宰相製度終歸要廢除，貴族階級也一定要取消。貴族階級取消以後，政權就一定要向全社會開放。不但任命製一定會取代世襲製，而且科舉製也一定會取代察舉製和薦舉製，因為隻有科舉製才最平民化，最少貴族氣。結果，自然是造就了一個“平鋪的社會”。同時，它也造就了一種“官僚的政治”，因為填補貴族權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出身的官僚。
顯然，貴族政治是和邦國製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則是和帝國製度並存的，而官僚製度又是依附於皇權政治的。也就是說，沒有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沒有官員的權力，更沒有什麼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團。皇權雖然在實際上可以由太後、外戚、權臣，甚至可能會由太監來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屬於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終要交還給皇帝本人的。如果像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便要被罵作“亂臣賊子”，“天下共討之，全民共誅之”，哪裏還能像錢先生所說的那樣，皇帝虛位，隻做象征，一切實際上的政務都由宰相處理，一切實際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負責？這恐怕隻是錢先生的一相情願吧！
當然，這種“理想狀態”也不是一點影兒都沒有。西漢初年就有那麼點意思。但我們要說清楚，那是西漢初年。那時，大家對帝國是一種什麼樣的製度，心裏還沒有譜。邦國製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劉邦集團的江山也還沒有坐穩，隻好采取“一國兩製”的方針，實行“半封建半郡縣”或者“半邦國半帝國”的製度，即“郡國製”。這是一種過渡形態，是終將被完全的帝國狀態取代的。蕭何他們趁這個大家都還摸不清頭腦的時候為後世宰相們爭取的權力，也是遲早要被後世皇帝奪去的。我們現在當然無法弄清蕭何他們當年是否也有錢先生那樣的政治設計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這種“元首虛位，政府負責”的模式並沒有被確認，──既沒有在法理上被確認，也沒有在觀念上被確認，因此想破壞就可以破壞。
這大約就是錢先生心目中的“好製度”終於變成“壞製度”的原因了。說到底，罪魁禍首就是皇帝製度。正是因為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受製約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後來的一切。顯然，要回答“好製度”何以最終變成了“壞製度”，就必須追問在過去的二千多年間，中國何以要實行一種以皇帝為實位元首，而且擁有至高無上絕對權力的帝國製度。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也許要另外寫一本書才能回答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