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羅馬偉大的軍事家馬略所說的，道德不會被繼承，它不會因為你家中掛上祖先的胸像
，你就會具有建功立業的祖先同樣的道德。也正如亞曆山大在東方征戰時，曾沉思的那樣，那些斷碑殘垣之處或不毛之地，也許曾在曆史上有過卓越的名聲或豐功偉績。亞曆山大要表達的是帝國命運的隨機性和偶然性，但卻在另一個側麵說明，帝國不存在地理上的繼承性，它往往崛起於出人意料之地。事實上並不那麼偶然，存在著某種必然性，那就是需要擁有古羅馬人那樣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
關於古羅馬人的政治道德、智慧和性格，我在書中已經做了說明，比如理性、守信、勤勞、遠見、勇敢和守紀律，等等。但是我認為這背後有一個關鍵因素，那就是行動主義，是他們一係列品德的基礎。羅馬人敢說敢為，一身蠻力，從農夫到士兵，凡事親曆親為。撒路斯提烏斯說:“出類拔萃者行重於言。”他們不太善於寫，不空談闊論，用行動贏得榮譽和成就。在他們的眼裏隻有戰事、貿易、農業等實打實的事務，那些虛無縹渺的問題，諸如一些哲學問題，他們淺嚐則止。
在荷馬的《奧德賽》中，俄底修斯從戰場回到家鄉的過程中，不斷地和各種力量搏鬥，敵人、自然力和神力。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中的埃涅阿斯也是如此，這種和自我外在力量進行鬥爭的精神，羅馬人可以說是最為優秀。他們在不利的地方建起城市，在大地上鋪砌公路，在海港建起艦船，用騎兵和刀劍對外征服。在他們眼裏值得驕傲的不是做了精彩的演講，不是寫了深刻的著作，而是所能繳獲的戰利品，金錢、奴隸、武器還有土地。
他們這種行動的力量，有時甚至是粗暴和殘忍的，諸如屠殺敵人，搶奪民女的事情並不在少數。但這種行動力很少轉變為乖戾和瘋狂，這是很難得的一麵，因為在他們的行動力中包含了控製力。他們的軍隊紀律良好，紮營和戰鬥都頗有章法。在他們某些邪惡的行為下麵又隱藏著善，那就是為了祖國的利益。羅馬人對祖國的愛超過親情之愛和對神之愛，因為一旦國家淪亡，家庭就會遭殃，而他們的神也會被褻瀆。西塞羅說:“祖國的利益最為重要。”
他們這種愛好行動的性格，也使他們更樂於相信實踐，而不至於本本主義，西塞羅在《論共和國》中借西庇阿的口說:“你們是從小便充滿強烈的求知欲望，不過主要是通過自己的實踐和家庭教訓，而不是依靠書本獲得知識的羅馬人。”
他們是看不起希臘人那樣依靠想象和推理所得出的國家政治原理的，在《論共和國》中，西塞羅毫不談及亞裏斯多德對政體的看法，雖然我們知道亞裏斯多德著有《政治學》和《雅典政製》。可西塞羅引用了亞裏斯多德對正義的看法，也許在西塞羅眼裏，亞裏斯多德的優勢在於對形而上問題的見解，而不是政治實體問題的見解。在政治實踐方麵，羅馬人更為權威，“我甚至感到，關於從埃及進口小麥的問題的平庸討論，都使我在國家問題上所學到的多於從柏拉圖的整部《共和國篇》中學到的。”
培根說，羅馬是一個不受悖論左右的國家。他們不變的就是行動主義，我們需要的正是這種行動主義，同時我希望對羅馬人的這種行動主義的說明能夠有利於理解書中的內容。最後，本書不可能完美無缺，還望方家批評指正。
韓滿春
2009年2月12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