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色諾芬[1]《長征記》的記載，小居魯士[2]的軍隊中有一部分是雇傭兵，他們是被放逐者或是在母邦沒有權利的人，他們靠出賣他們的戰鬥力以及掠奪來求得生存。這樣的軍隊沒有祖國的概念，他們實在是迫不得已，冒著生命的危險進行戰鬥，也就是說他們的行動中沒有更高級的情感，純粹是原始的一些欲望而已，所以若說他們有忠誠的對象，那就是雇傭他們的主人了。羅馬也很早就有了雇傭軍，一般來自西班牙、高盧、希臘、阿非利加。在軍隊之中，還有敵方投降的叛軍。叛軍的戰鬥力是很強的，特別是羅馬的叛軍，因為羅馬的法律對叛軍的懲罰非常重，所以他們不得已拚命的戰鬥，以防失敗。叛軍和雇傭軍的戰鬥力來自對自身的生命存亡的考慮，而正規軍隊雖也有這方麵的顧慮，卻不僅限於此，他們會聯想到祖先、祖國、民族、自由、家庭和一係列人類珍惜的美好事物。
羅馬的雇傭軍是為了填補軍隊的人數之不足，以及戰鬥力之不足。連年的戰爭，死傷無數，當本國人口無法續增或者來不及的情況下，雇傭軍是很好的辦法，另外，一些地域或者種族的人，特殊的生活環境塑造了他們特殊的戰鬥技能，比如西班牙和努米底亞的騎兵是比較厲害的，而高盧人的體力是較強的。然而雇傭軍和正規軍是不同的，正規軍能夠得到將軍的特別信任，而雇傭軍就不可能，比如漢尼拔後期就不信任他的雇傭軍，原因很簡單，雇傭軍隻是為了金錢財富而已，而正規軍則有著和將軍同樣的目的。
在馬略[3]軍事改革之前，羅馬的正規軍並非任何公民或自由民都可以參加的，需有一定的財產，擁有土地是最重要的，他們一般都是貴族。當戰爭結束後他們就解甲歸鄉，繼續生產活動。參軍的身份要求最嚴格的是斯巴達人，必須是斯巴達的公民才行，而且事實上，所有的斯巴達公民都是士兵，他們的城邦是軍事化的。
馬略出生於貧苦的家庭，他的故鄉後來又出了個人物，西塞羅。馬略被稱為羅慕路再世，可見他在羅馬的聲望，這都是他通過勇敢、忍耐、寡欲、勝利和榮譽獲得的。在成為執政官之前，他是梅特路斯的財務官，像他這樣的出生於平民的人，若是在以前是不可能任執政官的，執政官都是清一色的貴族世家。然而正如馬略自己說的，品德並不能像財物那樣能夠繼承，而是要自己創造。朱古達戰爭時候的羅馬貴族已經相當墮落了，這直接造成了元老院的腐敗和執政官的無能。馬略能夠成為執政官有一些偶然因素，但也有必然的因素，偶然因素就是一位神職人員預言他會功蓋過世，位至高官，這就觸發了他競選執政官的念頭。必然性就在於，當時的貴族的墮落，使羅馬平民非常不滿，平民勢力占了上風，而馬略正好是他們要選的人。
馬略的軍事改革成功的一個原因是元老院的不合作，他們想看馬略這位大老粗的好戲，所以基本上元老院通過了他所有的提議。其中，執政官可以向全體羅馬人募兵也獲得了通過，當時元老院的想法是，羅馬平民是害怕死亡的，肯定是沒有人願意跟著他出去打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馬略招募到了超過原計劃的兵力。這也是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息息相關，那些羅馬平民失去了鄉下的土地，作為城市居民沒有實業，生活相當的艱苦，能夠改變人生命運的大概也就隻有參軍了，可是按原來的法律，他們參軍的資格都沒有，現在馬略給了他們一個好機會。
征兵製改為募兵製之後，有很多的好處，一是兵源充足了，不再像過去那樣沒有足夠的兵力，這為以後羅馬帝國的建立做好了基礎，朱古達戰爭[4]的同時，羅馬的北麵正在和高盧人作戰，若沒有充足的兵源，勝利是渺茫的。二是穩定了社會，那些沒有職業的人都參軍作戰去了，羅馬城裏的就業壓力降低了，危險人員也減少了。三是戰鬥力增強，這些無業人員都在社會底層吃過苦，很多人都是貧苦的農民，他們比城市兵更能忍耐各種惡劣的環境，目標也比較單一，對於這一點韋格蒂烏斯在《兵法簡述》中也有說明，“可以認為，軍隊的主力應由農村的兵員來補充。我說不清道理，但是現實確是:品嚐過生活樂趣越少的人，越是不怕死”。
如果我們仔細觀察，馬略的兵製的改革，使改革後的軍隊具有雇傭軍的影子。首先，在參軍目的上存在很濃的經濟因素，雇傭兵和平民兵都是為了改善生活，甚至說是為了出去掠奪財產找到適當而合法的理由。這從馬略帶著他的部隊來到阿非利加的行為就可以看出來，一旦登陸，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找一個最富裕的地方，讓他們去掠奪，順帶讓這些沒有打過仗的人實戰練習一下。按照羅馬法的規定，掠奪的財物都應屬於羅馬，也就是要上交國庫的，可是馬略全把它們分給了所有的士兵。其次，在效忠的對象上，原有的正規軍是效忠祖國的，因為執政官是一年一換，並且十年之內不能第二次當選，效忠將軍的機會是沒有的。但一旦改為募兵製就不同了，這些士兵都是由執政官自己選的，並且元老院也開始修改關於執政官的法律，馬略做了好幾年的執政官，先是朱古達戰爭，後是高盧之戰，他都被任命為執政官，這就使士兵有機會並易於效忠於將軍而不是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