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十四年，又對地方組織的名稱作了變動，郡縣的名稱也全部更改，如將淮陽改為新平，將梁郡改為陳定，但是新朝的地名改革顯然過於繁煩，有的郡名一年間更改了五次，以至於每次頒發詔書和公文，都要在新地名後注上舊地名(一郡至五易名，而還複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係其故名)。這些政策被後人批評為表麵文章，但是曆朝曆代，做這種表麵文章的政府數不勝數，卻很少有人像王莽這樣背負著如此之深的罵名。
私人奴隸買賣也在公元九年被禁止。這一年，政府也試圖進行土地改革，根據改革規定，所有壯丁將分配到標準麵積的土地，擁有超出規定土地的人要把餘地分給少地的親戚和鄰居，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不準出售。
實行“王田”的詔令剛一頒布，便遭到大小土地所有者的強烈反對。從階級鬥爭的觀點上看，地主階級反對的農民階級一定會擁護，說明王田令的初衷必然是好的，出發點也是為了照顧貧苦大眾。但是中郎區博的上書似乎也有道理，區博說井田製跟不上時代，土地的私有已經深入人心，承認私有的產權是當前時代的主流，那些古代聖人之法恐怕不得施行了(井田雖聖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內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複千載絕跡，雖堯舜複起，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天下初定，萬民新附，誠未可施行)。在朝野一片反對聲中，王莽在始建國四年(公元十一年)，即詔令發布後的第三年，宣布取消王?田。
公元十年，政府下令對釀酒、鹽和鐵器的交易以及對鑄幣和山澤地的收入實行國家壟斷。政府在低價時購進，高價時售出，以穩定糧、布、絲等必需品的市場。為了應對統治地域的廣大，政府在長安及全國五大城市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設立五均官，同時設立官倉。
也在這一年，政府對獵人、漁民、養蠶人、工匠、專業人員和商人的收入開征什一稅，也就是逢十稅一，這種稅收的比例自古既有，也維持了一個相對較低的稅收政策。其目的在於利用政府力量控製經濟事業，平抑物價，限製商人囤積居奇，使貧民免受高利貸的盤剝。
這些政策和措施，實際上都是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所頒布的一係列經濟政策的延續。但是，推行這些政策的特權官僚階級與地主互相勾結，原來為平抑物價防止商人漁利的五均，卻變質成為官吏賤買貴賣從中謀利的機構，他們“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結果給普通百姓帶來更大的痛苦。
王莽是西漢末期的大儒，史書中說他言必稱三代，事必據《周禮》，“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把一切政令、設施都弄得古色古香。他對典雅的文辭和美麗的形象有極高的創造力和鑒賞力，但是文人的氣質也使他過於感性和隨意，空有美好的理想卻沒有付諸實施的手段與能力，讓這樣的人來掌管一個國家不知是上天對他的眷顧還是神靈對他的懲罰。在以後的兩千年裏，這種悲劇反複上演，最有名的當然是宋徽宗和陳、李兩位後主，他們一再證明了美不能填飽肚子這一事實。
新朝在十五年後土崩瓦解，悲歌卻是在一開始就譜寫好了的。但是，在公元九年的時候，擁戴王莽上台的人們是真心實意地相信他的，相信憑借著他獨特的人格魅力以及極具感染力的氣質真的能拯救末世於危難，重新恢複周公時期的盛世。
即便在新朝大勢已去，判軍就要破城的時刻，朝中仍然有一千多位公卿大臣自願陪著王莽受死。請注意，這一千多人都是朝庭中的重臣，並非是無名無姓的市井鄙夫，說明既便在十五年的改革失敗之後，王莽的感染力依然足以使人共同赴死。
所有政策，最後都走了樣，但絕不能否認這些政策的初衷是美好的。在公元九年的時候，漢帝國最後幾位統治者的無能與墮落表明“天命”已經開始轉移。現在，五行中的“土”顯然已經處於上升的位置，它將取代漢帝國“火”的統治，五行的命輪開始轉入下一個時代。末世王朝的大救星適時出現，他是當代大儒，傑出的理論家，他的品格無可指摘，被萬民奉為當世聖人。改朝換代的時機已到，一個嶄新的時代即將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