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陳從老論交十五年，首先是書緣。我翻查陳從老給我的信，以涉及圖書出版事情最多，書架中留下陳從老簽名贈書也多。自認識陳從老直至他的去世，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過陳從老的著作有《中國園林》、《書邊人語》和《梓室餘墨》幾種。其中最值得一談的是《梓室餘墨》的出版。此書出版於一九九七年，是香港商務作為一百周年館慶的代表性出版物。陳從老因要保存上海藏書樓，與某領導在某次會議上發生爭執，至拍案而起以致再次中風。晚年的最後幾年，長期臥床，衰頹不堪，每次見之，隻能以表情手勢略表關懷而已。與往日他在梓室不斷替換抽煙呷茶，侃侃而談的情景不再，總會心中鬱鬱，憮然而離開。大概在《梓室餘墨》出版兩年前，我和與陳從老相交幾十年的原上海書店副經理郭小丹先生到梓室晉謁，座間陳從老示意親人拿出四卷本的六七十年代陸續寫成的筆記手稿，囑我想辦法出版。論書稿價值和陳從老的最後出版遺願，是義不容辭的了。但這書的出版是不容易的，耗出版經費不少不用說。稿本是筆記，內容廣泛，涉及不少專業知識。手稿全用墨筆寫成，雖原稿大致已類分，綱目清楚，在編輯工作上，有不少字不容易辨認，且卷帙不少，編輯整理極具時日。陳從老此期間已不能自己動手整理，所以此書的出版，連一篇作者出版序言也沒有。幸好郭老在上海代找人謄抄，終能出版。此書編輯出版雖雲困難，一方麵考慮陳從老身體日漸衰老，百年有時；另希望趕及慶祝商務一百周年館慶，以作文化紀念，所以加工趕製。但在第三校稿完成之後，突聞陳從老入院，情況不好。為不使老人遺憾，我攜新校第三稿訂裝成書樣，專程飛到上海，到病院讓陳從老過目，老人家對書稿撫摩再三。幸好吉人天相，渡過該次病危。一九九七年新書一出版，我立刻攜了樣書趕赴上海，與郭小丹先生到同濟新村梓室拜候陳從老。在室內我們坐定一段時間，才由陳從老女兒推著坐在輪車上的陳從老自房內出來。時陳從老顯得很虛弱，已不能言語。我上前握著陳從老的手問候並奉上新出版的《梓室餘墨》。他半捧半放地注目看著，忽然望著我，先用手指指額頭，再滑下指指中胸。我初不大明白，他再重複一次這種動作，我才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大概，指指額頭意思說知道書出版了；指指中胸，表示感謝。我當然說是應該的，但聲音咽啞了，實在不忍見到老人家這種情狀。我近三十年的編輯出版生涯，編輯出版過不少讓我得意和動情的圖書。《梓室餘墨》是其中之一，該書是陳從老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一九七〇年被送安徽“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後因胃出血被送回上海時，失望中，在擁擠、昏暗的燈光下用蠅頭小楷寫出的四十餘萬字的筆記。對這本書稿的出版我們是竭盡力量的。可惜路秉傑先生卻為文時說道，“那一部極寶貝的手稿，不知給哪家出版社騙了去”（路秉傑《前言》、《好人好事常懷憶》，見《陳從周紀念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則未免失之公道而厚誣於人了。此手稿出版後，經郭小丹先生原璧親自交回從老女公子，幸好郭老健在上海，可以為證。另外，上海著名學者唐振常先生曾為文道及此事，亦可以為證。他說：“至於陳從周先生，和香港商務印書館有多年的關係，他們對陳老無限敬重，自陳老病後，他們的負責人每來上海，必登門問疾，出版《梓室餘墨》是香港商務多年的心願，香港商務負責人陳萬雄兄，不止一次對我談這件事，說是定要不惜代價把這部可能是陳老的絕響出版好，讓陳老安心。書出，萬雄來上海，親自送書上門給陳老，陳老雖不能語，其高興之情，來人也能感覺到。編輯和作者之間這種感情，出於對學術的熱愛，因而可珍可貴。”（《編輯和作者——從兩本書想到的》，見唐振常著《俗輕集》；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其實作為出版人，這是本分的事，唐先生的謬獎文字本不應大幅引用以自矜，由於路先生這段話，實在言重了，不能不借此澄清。否則筆者不能自解，亦有違陳從老囑托之厚意了。《梓室餘墨》的出版與趕及陳從老生前親睹，使我感到無限的安慰，既為文化大革命苦難中，知識分子朝不保夕的情況下仍然義無反顧地保存中國文化留下記錄，為中國文化留下一卓越的著作，也是我與從老十五年書緣和世緣的最後圓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