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博學與多才多藝，自有其本人的天賦和勤奮的因素。但我以為，陳原老的博學與多方麵的著述，是近代啟蒙者共同的文化性格。我這一生見過幾個勤奮至極的學者，陳原老是其中之一。陳原老極其勤奮，孜孜不倦，從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每逢春節，他都要完成一篇文章。何以說陳原老是屬於近代啟蒙者的文化性格？
始終不渝的理想主義者
作為一個研究近代史的，我視陳原也是中國近代具啟蒙文化性格的知識分子典型之一，是十九、二十世紀之間出現的近代啟蒙知識分子的胤子。近代中國，凡肩負啟蒙使命的近代知識分子，最大的特征是，對於知識和學問，不全在為學問而學問，為研究而研究。他們的研究，他們的著述，時常著眼於當時中國和社會的實際需要，是出於啟蒙的使命。陳原老從二十一歲到三十歲左右，研究過地理學。短短的十年間，他編譯了很多有關中國和世界的地理教材，在他其時的認識中，地理可傳給讀者的是愛國，愛人民，反對侵略，反對投降的概念。作為一個年輕的愛國者，他的地理研究和著述，對什麼分科、什麼教案都不顧，隻有一個目標，就是要喚醒讀者的民族魂。他翻譯過幾個大音樂家的傳記，也編寫過各種不同的民歌。他的目的，如他所說，是將希望之歌聲，指引人心走向光明，走向理想，走向明天。他時時想要把音樂家的偉大人格、高尚的靈魂、不屈的奮鬥精神，以及這些精神的化身——他們的音樂創作，傳送給讀者。他研究語言學、世界語、拉丁語。甚至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打倒，以至文化大革命後，已近晚年，仍然一頭紮進開拓社會語言學的研究。他自己很清楚，中國近代曆次的語文運動，從五四時代白話文運動、注音符號運動、大眾語言論爭，一直到拉丁化新文字運動，無不帶有尋求民族解放道路的色彩。他所有研究興趣，非為興趣而興趣，為學問而學問，他的研究和撰述，一直聯係著中國的命運。
陳原一生孜孜不倦地研究這麼多問題，從事這麼多方麵的工作；甚至貫通他一生的出版工作，他也是多麵手。他的目標隻有一個，隻要能解救中國，隻要對中國現代化有用，隻要是時代所需要。陳原老與大多啟蒙者的研究取向一樣，在乎的是“春江水暖鴨先知”，要當先覺者、先行者，而不在乎著述之能否成為名著。一生誌業在於“啟蒙”和“救亡”。
“啟蒙”和“救亡”確實是中國近代知識分子最重要的兩大主流思想，當然我們可以換上其他習用如“反帝”和“反封建”等不同的語詞。但陳原對於“救亡”與“啟蒙”之間，有一個說法。他說：“我最近也讀到一些海外一些不知是不是共和國同齡人的文章，他們慨歎救亡者的悲哀，說什麼學者們那時熱衷於救亡，所以學術就消亡了。”他進而說：“當民族的生死存亡成為現代的最強音時，難道作為中國人的文藝家或學術家，能置身於救亡之外嗎？”這些說話確表白了近代革命知識分子的真實心情，包括魯迅亦如此。我看過陳原反思自己平生的一篇文章，清楚地說，如果回到二十年代，要他再選擇要走的道路，他還是選擇他走過的道路。這是一種忠實於自己的一種表達；是他對自己一生的一個界定，一個定論和一個肯定。這種界定、定論和肯定，是基於近代曆史的大環境。如果我們明白他的這種心情和認定，作同情的理解，對他一生所作所為，就會顯得深切著明。不管我們視他為一個知識分子也好，一個文化人也好，一個學者也好，一個作家也好，他的身份、他的作為完全依托於曆史的發展和時代切實的需要這種基調上。
陳原老對文化思想啟蒙的理解，是多元的，多層次的。除了思想文化這種較高層次外，他非常重視全民文化素養的提高，以及注重全社會的文明程度。這方麵看法在他的文章中多有反映。平日聊天也容易察覺，他很留意事關文明的事事物物。比對外國，如果他覺得中國社會沒有這種文明，或者文明程度不夠，他就會很動氣甚至氣憤。一個例子，他一篇文章曾寫及，蘇聯雖解體了，卻留下了鮮花。他說俄羅斯人雖然很窮，生活很艱苦，人還是很喜歡買花，會排隊去買花，這是講求生活的品位。物資雖然缺乏，買什麼東西都要排隊，但俄羅斯人仍然會很規矩地去排隊，這就是社會的文明，他很欣賞。他關注的啟蒙，不僅僅在文化思想，包括具體的民眾的生活價值、社會普遍的文明程度。陳原老日常生活很儉樸、很簡單，卻很整齊、很整潔，也很注重生活的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