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近代史的一個研究者，我近年有一種很體驗性的認識：在國家民族的現代化追求中，經濟的現代化，政治的現代化，軍事的現代化，社會的現代化，以至科學技術的現代化，都是重要的；但文化的現代化，人文修養與社會文明的現代化，應視之為根本而長遠的基礎。
陳原雖然年過八十，一生風雨，飽經憂患；看他寫的書，跟他聊天，他所用的語言，仍好像一個十幾歲的文藝青年。一大堆的理想、樂觀、人道、陽光、勤奮、青春氣息、希望、友愛、美好、激情、優雅、人生、奉獻、生活……，全都是積極向上、非常美好的一種用語。直到他躺進醫院以前他還在寫，常訴說“夢”、“哲人的夢”、“語言夢”、“新年夢”。他晚年帶有回憶錄性質的著作，書名則取名為《我的小屋，我的夢》。書中他說：“回味往事，寫不出燦爛的星光，隻能告訴我的親人，我在那一間又一間的小屋裏，度過了美好的一生……充滿苦惱和希望、激情和友愛的幾十年。”這裏一再訴說的夢，就是他追求理想的一生的代名詞，他的一生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理想主義也是近代啟蒙知識分子一個共性。
救亡與啟蒙：革命知識分子的典型
陳原老固然是中國近代啟蒙知識分子其中典型之一，也是近代革命知識分子的殿軍人物之一。陳原老一生從事革命工作，是屬於革命的知識分子。對中國近代史我有一個看法：從一九〇〇年前後，中國出現現代形態的革命知識分子。他們是其後二十年中國曆史發展的主導和主體力量。他們身兼救亡和啟蒙兩重曆史使命。作為革命知識分子，陳原就是這樣的人物。一個很值得重新探索和思考的曆史課題，在過往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中，常常將革命者跟啟蒙者過分對立起來：搞啟蒙的人不革命，搞革命的人不啟蒙。我個人的看法，大部分的近代革命知識分子，從事革命，從事政治活動的同時，從來沒有放棄作為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一些似與革命與政治疏離的學者、文學家和文化人，其實無時無刻不關心、不關注現實的中國命運。在啟蒙和救亡兩重使命，在有誌的知識分子中間，隻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時期取向的偏重問題，視救亡與啟蒙，或先或後，或顯或隱，或緩或急，或輕或重，而無一麵倒，更不是對立的。
這樣的例子很多。陳獨秀被認為是政治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十六歲時，即寫成《揚子江形勢圖》一書，這不純粹是一種學術研究，是有怵於列強入侵長江而撰寫的。青年時代的陳氏從事西方文化的研究，學習多種外語，目標無不在於啟蒙。陳獨秀晚年離開政治，他寫了一本《小學識字課本》的文字學研究。陳氏固精研古語言文字學，很有造詣。但他這本著作，仍然不全是純粹的學術研究。其目標要為中國文字的學習，理出結構性的規律，裨益於中文普及教育，要為中國語文的學習，找到一種簡易的方法。反過來，一般人都認為陳寅恪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一生從來不過問現實的。其實他非常關心現實，陳寅恪的重視民族和民族文化的研究，是他對時代認識和時代需要在學術研究上的折射。在現實上，陳寅恪從不否定救亡，更不否定引進西方東西的重要。作為當代一個出色的學者，通曉中外文化而深悉世界大勢，他深知保存民族文化對國家的終極意義。陳寅恪眼光看得很遠很遠、很深很深，所以專心致誌於此，但是他從來沒有否定救亡的重要。
今天的出版界，重讀陳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