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拙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中，曾有這樣的看法：認為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到二十世紀的最初兩個十年，即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二〇年的二十年間，是中國第一代近代型革命知識分子的形成和成長期。這一代近代型革命知識分子一經形成，立刻躍登曆史的舞台，成為這二十年間的主要革新力量。這二十年，正貫穿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兩個曆史時期，作為上述兩個曆史運動的主導和主體力量，正是這種新興的知識分子。這種近代型的革命知識分子有著明顯的曆史性格：第一，他們新舊學問兼備，中外知識兼通，重視文化教育，對中西文化的對比有強烈的感覺，一生孜孜以求現代化文明的創建。第二，他們是實際投身政治和社會活動的革命者或革新者，並非坐而論道，書生議政之流。他們一生也致力於思想文化的啟蒙工作，自始並同時充當了救亡者和啟蒙者的雙重角色，革命與啟蒙並舉。這種革命知識分子的出現和他們曆史性格的形成，完全是二十世紀中國所麵臨的國勢淩夷、現代文化落後的雙重困局的曆史因素所造成的。在近代曆史中，這種近代型的革命知識分子發揮了主導和主體作用的，亦隻能是二十世紀初即辛亥、五四時期前後的三十年間。不過，如果仔細思考一下，我們會清楚認識到，像這樣兼具政治社會革命與文化的啟蒙雙重角色的革命知識分子，三十年代以後，雖成不了主導和主體力量，但依然流衍不絕，其存在幾與二十世紀相始終，現在尚得見其餘緒。一個個人物的捉摸一下，會發現一列可供研究的人脈譜係。舉例說，前一點的如胡愈之先生，晚一點如陳原先生等一輩的思想行為，仍然屬於二十世紀之初塑造而成的近代型革命知識分子的胤子。
讀陳原先生的文章，不難窺見他是以革命自許的。事實上他自大學時代開始，即投身政治和社會活動，終生不渝。稱他為革命知識分子應不為過。
他這本《陳原散文》，反映的就是一個近代啟蒙者的足音。用這種觀點去透視他的作品，容易發現，文集題材雖然廣泛，但中心思想一以貫之，無不亟亟於求腐舊思想的革除，新思想文化的誘導，一言以蔽之，在於啟蒙。《陳原散文》的啟蒙思想的性質，也能開闊我們對近代啟蒙內容的認識。以往所說啟蒙，總偏向較高層次的文化思想。其實，從一般文化的修養，到生活文化的態度，隻要關乎全民族和民眾素質的提高的，隻要關乎現代文明普及的，都屬啟蒙之列。正如陳原先生相信的，“沒有文明就沒有現代化”（《無題》），這是中國近代啟蒙者一生一心的所係所求。
世界的視野、國際的胸襟，也是中國近代啟蒙者的知識和思想的普遍特征。這一類型的知識分子，重視外國的知識和學問，有開闊的世界視野。在文化思想上，他們都具有糅合中外文化思想的開放精神。他們熱愛國家和民族，一生並為之奮鬥獻身；但他們並不狹隘，他們所具備的是一種具有國際精神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這種特征，在作為二十世紀革命知識分子餘緒的陳原先生一輩人，猶可以看到。文集中，他談人物、記遊蹤、論文學、說語詞等等，無不顯露作者的世界視野和國際精神。即在抗日戰爭時期，民族主義高揚的時候，這種啟蒙者仍不失其堅持世界視野、保持國際精神的思想性格。很多中外研究者，時常將近代人物的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與他們所具有的國際主義及世界視野的思想性質，對立起來看，論述自然難得正鵠，尤其是對一輩啟蒙者而言。五四時代的兩位啟蒙大家陳獨秀及胡適之，常被糾纏於是民族主義者還是國際主義者的討論上，多少是研究者不大了解中國近代啟蒙者的思想特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