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樂觀、進取、人道、勤奮、公義、善良、正直、希望、勞動、美好、激情、優雅、平等、奉獻、樸實、生活、愛國這一連串美好的價值，都是近代啟蒙者一生鍥而不舍追求的、頌揚的。人在青年時期，口中文內常出現這類辭藻，是容易理解的，是涉世未深的理想憧憬。像陳原先生年近八十，曆盡磨練滄桑，依然對之叨念不休，唯一的解釋，這是基於啟蒙者終生固執的信念。對這些信念的執著，文集中的文章，無論寫於三十年代、四十年代還是九十年代，用詞和論調，是出奇的一致，我們很容易聯想起陳獨秀的名篇《告青年》，文中大聲疾呼，要“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進取的而非退隱的；世界的而非鎖國的；實利的而非虛文的；科學的而非想象的”。陳獨秀寫這篇文章已不算年輕，近四十歲的人了，也已幹了十幾年亡命的革命活動了。再過了二十年，陳氏已六十多歲了，仍激情澎湃的作長詩《告少年》。這充分表現了近代啟蒙者對他們一生所奉信念的固執。近代啟蒙者中如梁啟超、如胡適莫不如此，他們往往保持一派永遠的樂觀、理想和希望。《陳原散文》中無所不在的理想頌辭，是近代啟蒙者的一脈相承。所以陳原先生雖在嗟歎人生的黃昏，但仍然不會忘記說：“但我是真誠的，人到黃昏時分就有黃昏的語言，沒法子。——可是直到此刻，我心中仍然充滿著希望，我相信朝霞一定會出現的，一定會到來的。”
原載《文彙讀書周報》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八日
附二：出版的啟蒙導師
——敬悼陳原老
陳原老終於逝世了。陳原老自中風後，初期，每次上京探望，都充滿希望，期望有強烈生命力的他的康複；後期，每回探病後心情卻沉重，見著一個願思考善思想的智者，無法用筆、用口去表達自己，成了會思想的植物，實在難過。他的逝世，算是一種解脫。對他的逝世，難過之外，方方麵麵，讓我想得很多很多，要寫想寫的也很多很多，下麵隻是一個片斷。
一九八〇年在我剛進入出版界，就認識了陳原老。自此，承蒙不棄，來往甚多甚密，是我很親近的出版界前輩和文化界長者，也成了終生不渝的忘年交。逾二十年的交往，已到了無所不談的地步。
就出版而言，我一直視陳原老是啟蒙導師。
一九八〇年，陳原老作為團長率領中國出版代表團訪港，這是文化大革命後第一個中國出版代表團到港考察訪問，在新聞和文化學術界都相當轟動。他作為團長，會見文化學術新聞界的第一次演講，相信當時在場者，都會印象深刻，也是我個人體驗到少見的一場精彩的演講。他演講的具體內容，已不省記。但是，充實的內容，豐富的學識，懇切摯誠而不亢不卑的態度，幽默動人的講演才能，不僅令招待會很成功，甚至可以說是，這是中國內地與本港一次文化交流的“破冰之旅”，也是其後陳原老與香港文化學術界長期惺惺相惜的開始。至於我個人，作為出版界的新丁，這回演講，開闊了我對出版的認識。
訪港公務完成，陳原老留港探親，多逗留了一些日子後，公司安排由我負責陪同他回京。日後，每說起這段故事，我總說笑是“護駕回京”。那時，我們出差國內，可不像現在方便：先要坐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坐三日兩夜的火車才能到北京。幾日夜的旅程的相處，與陳原老由陌生而熟悉，由拘謹而自然，由找話題而隨意交談，無所拘束。當然談得最多的，仍是出版的事。這是我對出版有較全麵、真切認識的開始。
自此二十多年，不管在北京他的寓所，還是他多次旅寓香港，或與他到各地同遊，出版文化成了我們談不盡說不完的話題，也是我對出版與出版管理加深認識的源泉。
逝者已矣，陳原老對我出版的教導和啟迪，永誌難忘。痛悼之外，也無法卻除濃濃的寂寞心緒的纏襲。多年前，在一篇追憶另一位文化長者的文章中，我曾說過，每次再到北京、上海，愈來愈感覺寂寞。一個個認識而相交甚深、足令人景仰的文化界長者的逝去，掀動的豈止是人生的慨歎，更多的是文化上的“人麵桃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