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一封信說起
——追憶牟師潤孫先生
近檢點舊物，見先師潤孫先生寄給我的一封信，內容雖然簡單，頗能說明牟先生晚年的生活，連帶牽動了我對牟先生的一些追憶。
信內容是這樣的：
萬雄仁棣左右：承惠賀年卡，謝謝！茲有懇者，光緒二十二年孫家鼐覆奏開辦京師大學堂事一折，見《近代史料叢刊·戊戌變法》第二冊，而寒齋無其書。如館中資料室或吾弟藏書有之，務祈費神影印交郵擲下，為感為盼！端此奉托，即賀年禧
侍友生牟潤孫啟十二月十五日
前承代購之《文苑花絮》，其中書頁缺失錯亂。便中請煩關女士代為換過為幸！看關女士何時方便，並不急急。書價若幹？亦請示知。又啟。
信未署年份。信內主要是托我代查閱資料和買書事。
牟先生退休前在新亞書院與中文大學研究院任教的最後幾年，我算是與他比較親近的學生。在大學和研究院就讀期間，我研讀重心是中國近代史，選擇研讀近代史，多少是出於對中國近代命運的關懷。心底裏，對中國傳統學術思想一直興趣濃厚。因此自大學三年級起以至研究院，我每年都選修牟先生的課。當時牟先生是係內唯一教授銜的老師，在研究院也是唯一的講座教授，由於課開得專深，選修牟先生課的學生很少，通常隻有三幾人。那年的四年級，亦隻有我一個人選他的課以應學位考試。或許這樣讓我與牟先生較多接近。從日本負笈返港，任事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常有文化聚會和文化學術界的飯局。牟先生和王師德昭先生最是支持，見麵的機會也最多，直到他去世，一直保持相當密切的師生關係。就我個人接觸的印象，晚年牟先生過的日子，主要是買書、讀書、談學問和撰述。不管什麼性質的聚會，牟先生善談，最後由他引導，談論的仍集中在學問和學術界的人和事上，少及其他。我敬陪末座，感覺比上課還長知識。晚年衰病，牟先生更是日以讀書撰稿為事。我幾乎每星期跑牟先生家一次，給他帶上囑咐要買的書和要查閱的數據。實在忙得去不了，會使同事代勞，盡量令他及時用上。七十年代退休的牟先生，不善生產，隨香港經濟高速發展，百物逐年騰飛，他和師母的生活並不寬裕，晚年更有點拮據。但是他買書的習慣和買書的不吝嗇，毫不改變，幾乎每個星期都會買書。晚年筆耕所得的稿費主要也是用在買書上。有時不忍心他花錢，要送給他，他總拒絕。以上的一封信，就是當時情況的反映。啟功先生憶述他的青年時代，說道：“與牟先生在一起，也曾飲酒、談笑，誰又知道，他在這種時候，也常談學術問題。”（《平生風義兼師友——懷龍坡翁》，見《回憶台靜農》；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可見牟先生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愛書人和讀書人，一生專心致誌於學術。牟先生平日讀書興趣廣泛，撰述文章題材亦很豐富，而且厚積薄發。晚年的幾本論文結集，大部分文章是晚年寫的。他一再強調，寫文章是平日讀書，有所見有所發現而寫的，不應先預設題目，為找材料而讀書的。這兩句話看似簡單，當時我聽了也明白，理解並不透徹。現在明白得多了。他的讀書為文和現今學人的讀書為文的區別，即“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之謂也。
六七十年代的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人文學者集一時之彥。曆史係諸老師亦各具學術成就，各有風範，在學問和教學風格上，各擅其勝。在我就讀期間，牟先生講授的主要是中國史學史、史學名著導讀、中國經學史等課，一般曆史係學生興趣不大。況且牟先生講課，無指定參考書。上課時他比對他帶來的不同史著的片斷，手翻口說，難於做筆記。如果不經自己課後梳理和思索，會覺得他的講授並無係統。譬如上他的《三國誌》導讀課，他並非按一般講授慣例，係統地講述《三國誌》的成書過程、作者生平、史著特色和成就等等，而是就《三國誌》某章節、某句文字、某條裴鬆之的注釋，去比對前後或比對《後漢書》和《資治通鑒》等其他史著，說明他想教授的關於陳壽的史法、史識、史例，然後再說到古今學者對這個問題和對這段曆史的觀點，最後才說出他自己的看法。短短的《三國誌·曹瞞傳》就足足講了近半個學期。我讀書尚算博雜，隻是聽得明白，也覺得很有興味，但以我們當時學問底子，說不上心領神會。無論如何，他的課，讓我認識了為學的境界、學問的深淺。大學修過的眾多科目的筆記，至今大部分已不知去向，我謄錄在《三國誌》、《史記》、《後漢書》、《資治通鑒》等書上的各種標記和牟先生的分析，至今仍好好地保存。可見當時我已有“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