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先生講課辯才無礙，滔滔不絕。傳統史學基礎如此薄弱的我們，聽起來還是動人的，不覺沉悶。尤其對時賢研究的點評，他不稍假借，無所回避。上課時常常聽到他提高腔調說著兩句普通話，是“高明、高明”和“胡說八道”，大有“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之勢。
牟先生身材高大，說話響亮，很有派頭。當時的學生相當尊師重道，牟先生望之儼然，自然敬畏得多。牟先生言行也有點魏晉名士氣。每回牟先生講論到魏晉清談人物，我總忍俊不禁，笑了起來。近年看牟先生憶述他師事陳垣先生從事學術研究的往事，才明白牟先生的講學，仍遵從老一輩“一兩句話點到即止”的風格。明白與否，要學生自行“悟道”。他自己說：“我得到柯先生（柯劭忞、《新元史》作者）益處，就往往是這一兩句話；得陳老的益處也是如此。”記得大學三年級時初修讀牟先生的課，說到治史，他語氣鏗鏘而有節奏地說：“治史者，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還是文章。”說罷不再作解釋。讀史講求史才、史識、史德，如何牟先生會將讀曆史的與治文學的等同，講求起文章來？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敢問，悶在心裏。四年級再上牟先生課，再講到治史之要，牟先生又以同樣語氣說：“治史者，第一是文章，第二是文章，第三還是文章。”依然不作說明。看來對治史這種說法，牟先生不是隨便說的，必有深意存焉，意要我們去理解。在研究院，牟先生仍舊這樣說。經過幾年的修課聽講，再印證他平日討論史家史著的優劣，加上多讀了牟先生的文章，我似“悟道”了。據我理解，“第一是文章”者，治史首先要“識字”，要仔細明白每個字的意思，不能含糊。隨年紀愈大，書讀多了，愈感識字不易。“第二是文章”者，要懂得讀文章，懂得字裏行間的意蘊，要弄得通文章。“第三還是文章”者，治史必須能寫一手好文章。牟師一直強調，傳統的優秀史學家通常也是寫文章的高手，好的史著也常常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司馬遷的《史記》如此、範曄的《後漢書》如此，陳壽的《三國誌》亦如此。在他的《勵耕書屋問學回憶——陳援庵先師誕生百周年紀念感言》中，就說過：“先師時時對我說不能教國文，如何能教曆史？國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讀史書？那時候中學用的國文課本，是文言語體合並選在一起。所謂文言，今日稱為古漢語。先師又時時以教學相長勉勵我，要我好好備課，說：‘講國文要好好去研究訓詁，更要緊的是讀音，讀錯了字則無以追改。'經過四年時間在陳先生不時訓誨之下，我對於要講的文章，每個字的讀音、訓詁，以及文章的結構組織，都仔細用功去追求，它的效果真是很大。……我自己則因此改變了囫圇吞棗、不求甚解、匆匆翻書的壞習慣。”我記得，牟先生在課堂曾一再強調，教現代文比教文言文更要求甚解。這種治學講求文字基本功的觀念，原是勵耕門下的特色。難怪乎出自勵耕門下的學者，先師也好，台靜農先生也好，啟功先生、周祖謨先生也好，學術而外，都是文字浸饋功深，文章精純的了。牟先生對文章的文字一貫重視，如對台灣中研院出版陳寅恪先生的論文集《陳寅恪先生論集》，不管對所集論文代表性以至書名都大不以為然。我多次聽過牟先生對香港當時名家著作的書名和文章病誤的批評。由於牟先生對文字功夫的重視，一向寫文章放野馬的我，自此撰文和遣詞造句，較用心思和謹慎得多了。現在能執筆為文，可以見人，實拜牟先生之賜。畢業後某年，中文大學某人文學科考試題目犯了文字病誤，引起社會譏議。某學者即曾對我說，曆史係從未出過差池，因為牟先生對所出題目，極之重視，必經他親自審核過的緣故。這種“點到即止”的教授形式，看似婉曲或者今日學生看作不科學，但老師授課，學生聽課，課後依書憑筆記背誦，這種隻是承受了知識，未成為經自己理解、領會和了悟的學問。牟先生這種講授形式，是指導學習方法，引導學生自己做學問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