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昭師這種充實而認真的講授形式，是要付出驚人的心力的。他的博覽群書和精心的準備，從講授內容，我們還可以感受到，但他授課前備課的認真，同學知的不多。在研究院，我兼任德昭師助教，對他授課情況有進一步的了解。原來在課前的一晚和上課前，德昭師都要花一兩個小時，細心閱讀自己已精心備好的講義。有了這兩次準備，德昭師上課時便能出口成誦。這也令我想起有次德昭師忘了帶講義到課堂，依然能如往常般，從容不迫的完成那兩節課，而且講授依舊那麼有條理，吐詞遣句仍然那樣富於文采的事來。德昭師這種授課形式，用意在於在有限的時間內，使學生得到最大的受益。
德昭師極注重課程的完整和有係統。講義內容雖非全使他的創獲，但他能善用中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整理綜合，再貫穿自己的裁識，自成係統，極富啟發性。這樣的講義，作為知識的接受或日後研究的準備，基礎是穩固的，訓練是紮實的。另外，德昭師每重開某門功課，必定大幅度增加新材料。這種嚴肅負責的教育態度，真是難能可貴。
二、博大而有光輝的史學研究
德昭師生前曾撰文壽其師鄭天挺先生。文中道及自己的治學，說自己是個“雜家”。這樣說固然一部分屬實，主要還是出於自謙。德昭師治史別具氣魄，另有規模。壽鄭天挺先生文中，即透露心聲，說：“我的治學之雜，其原先也有一種奢望存乎其間，隻是力不從心，事與願違，以至垂老無所成。”文中雖未透露“奢望”所在，不過，德昭師的治史，顯然自始則大有規模，以求畢生以竟全功。
個人受業德昭師多年，初期對他的治學規模，不甚了解，僅從德昭師的治史中西兼備，古今兼顧，而認識到他的學識淵博，不以皓首窮一經為能事，如此而已。其後才領悟德昭師的治史規模和氣魄遠過於此。一九七七年德昭師退休，始從教學與行政兩忙中脫身，專心致誌於學術研究和著作。從他晚年的著述中，不難窺睹德昭師的學問有“百川歸流”的姿勢。為學生者正額手稱慶，願早睹其大成之際，奈何中道棄世，未竟全功，天意如此，嗟可歎息。要不然以德昭師浸淫中西史學數十年的功力，俾以時間，必能完成其生平治史夙願。
不過，德昭師生前豐碩的研究成果，已為中國學術界作出了大貢獻，從中也不難見到其治史“奢望”所在。
關於德昭師治史的規模和氣魄，郭少棠兄在《王德昭師治史的規模》一文中，有一相當概括的說明。他說德昭師實在是一個感受到中國近代麵臨幾千年未有的巨變的知識分子的代表，持開放和冷靜的態度，全麵而客觀地去了解中西文化，使國人真正體會近代世界曆史的發展，以及認識中華民族所處的新局麵。所以表現在治學上，其途徑是試圖比較中西史和以世界曆史的演變大勢去觀照國史的發展。關於德昭師在著作上所表現的這方麵成就，郭文已有論述，茲不再贅。
根據不完全的統計，德昭師生前學術著作，單行本有七本；論文五十六篇，數量固然不少，而內容所涉，遍及古今中外的史學。要作歸納，德昭師的著述主要在三個方麵：一、明清和近代史；二、史學思想和理論；三、西方近代思想史。其間貫穿一條比較和彙通中西曆史的大脈絡。從《伏爾泰的中國孤兒》、《戰國時代與文藝複興》、《馬基雅弗裏與韓非思想的異同》，以至晚年力作《從世界史看本國史》等著述，充分顯現了他的比較和彙通中西史的治史氣魄和規模。
即使從德昭師的一些關於中國史的論述，也充分顯現他深厚的中西學養和彙通中西史學的用心。德昭師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台北中國文化研究所）是一本博大精深之作。此書取精用宏，不僅係統而深入地論述了孫中山的革命活動及其思想發展的曆程，更值得注意的，書內剖析了孫中山革命思想中繼承於傳統，吸收自西方和出於自己創造的三個思想來源，追本溯源，深切著明。從這方麵考察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至今尚無人能及。其成就也備受中外學界所重視。又如德昭師未得見其出版的遺著《清代科學製度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一書中，處處可見其要彙通中西曆史的意圖。茲引一段作證：
此外尚有一事甚至可注意者，即當中國因西潮迫來與新時勢的需要而不得不改變傳統的學校與科舉製度之時，西方以法國與英國為首，卻為公開政府職位與鼓勵人才自己競爭起見，而開始施行文官考試製度。公元第十七、十八世紀入華耶穌會士有關中國科舉考試製度的報道，與十八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The hilosophes）及重農學派思想家（The physiocrates）對於中國科舉考試製度的頌揚，使學者大體相信，法國初行於一七九一年，十年後停罷，其後於一八四〇年代恢複的文官考試製度，乃取法於中國的先例。英國則因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公司人員的建議，先在英國設立學校（公元一八〇六年），訓練行政人員，經考試後派往英領印度任職。英國有識人士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邊沁（Jeremy Bentham），與法國啟蒙思想家及重農學派思想家也時有往來，而邊沁則為首倡在英國建立公開考試製度的第一人。十九世紀前來華的一位英國譯員梅篤士（Thomas Taylor Meadows）更著書立說，明白以中國的科舉考試製度為範例，主張在英國實行公開競爭考試，以改善英國的行政組織。所以英國於公元一八五五年開始建立的文官考試製度，其曾受中國科舉考試製度的影響，尤其顯見。中國於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起實行公務人員高、普考與高、普考檢定考試製度，就其以考試取士而言，也可謂科舉製度的重演。惟在舊科舉製度下學校所肄習者為科舉之學，而新公務人員考試所考試者為學校之學。即此也可見教育與考試製度之隨時勢的變化而改革興慶之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