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昭師治史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從大處著眼，由要處入手。就以他的中國近代史方麵的著述為例。如《同治新政考》、《國父革命思想研究》、《知識分子與辛亥革命》、《論甲午援韓》、《黃遵憲與梁啟超》、《譚嗣同與晚清政治活動》以至晚年關於五四和國共合作的論述，都是曆史上關鍵性的問題。德昭師著作固不喜誇誇其談，也無心於餖飣考證，全以綜合和分析見長。德昭師這治史態度和觀點，早在他一九四二年出版的《明季之政治與社會》一書的前言中已宣示明白。他認為：
有一個時候，人們曾經非議過史學界專注考證的風氣，認為這種風氣每會使史學者對史事的認識襞積破碎，因而違反史學本身所應具的經世致用的價值。不過接而來的卻是一陣無力的空潮，若幹取巧的、大言的、公式主義的著作，風行了一時，接又消沉下去。……
本來曆史的發展既然是一個曆程，我們對史事就也應該用一種對於曆程的看法，來加以觀察。我們觀察一條道路的延伸，如果我們需要得到關於這條道路的全部知識，第一我們就必須要知其“然”，方向的遵循，地勢的崇卑，景物的取舍，基麵的構築，乃至沿路的設施等等，都是應該知道的條件。然後我們再進而求其“所以然”，就是從各種相重的關係中，探索出所以如此的理由。不知前者而想追尋後者，其結果隻能出諸憑空的虛構；僅知前者而不知探索後者，則其勢將永不能透悟其中的道理，而其所得也隻能限於路工的片斷知識，不能往觀全局。這兩種看法，前者是考證的，記錄的，敘述的；而後者則是哲學的，原理的，或所謂史觀的。
這段話寫在六十年前，用之以審視當前史學研究，仍能切中時弊，擲地有聲，足可令史學界反省。
另外，讀德昭師的學術著作，不難感覺到有一種強烈的愛國思想，不少論文則旨在糾正中外史家對中國曆史所持的偏執觀點，對別有用心的觀點，他揭之挑之，不稍假借。不過其愛國思想卻不遮掩其論述史事的客觀和平實，全以理服人。平心而論，德昭師的學術著作不太容易念，有三方麵造成的：其行文謹慎，用字講究，極慳筆墨，言簡而意賅；另外，他喜歡通過史事本身的排比去說明問題，但主要還在他的文章包攝廣而用意深。他的《國父革命思想研究》不啻是一本近代思想史；他的《清代科舉製度研究》也不啻是一本清代思想史。德昭師的著作所涉，雖遍及古今中外，但其研究方向主要仍在思想史，尤以思潮史為最擅長。
三、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十二年間的親炙，德昭師的勤奮、謙虛、認真和待人誠懇的態度，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德昭師一生所受教育，路途相當曲折，終歸學有所成。到其任教於大學，教學而外，由於他富有才幹，一直以來都擔當繁重的行政工作。但一生依然能撰寫出大量有分量的學術論著，全有賴他過人的勤奮和精力。據師母說，德昭師病發的頭一句話也是最後的一句遺言，是“康複後我真要好好休息一下”。德昭師一生是過勞的，少所娛樂。逝世前的德昭師，雖雲退休，但仍孜孜不倦，以研究和撰述為事。既要為他的中國近代史論文集的幾篇英文稿翻譯成中文；又要校對《清代科舉製度研究》；更要為香港著名英文報刊撰寫連載的世界史講座，等等。甚至忙得一邊吃飯一邊改稿子。德昭師即曾告訴我，說他習慣晚上睡下後，思量和推敲日間寫作上的用語。他說日間太忙了，幹擾又多，心神不那麼平靜，寫東西時總覺用字難得愜意。晚上睡前的寧靜，最好利用，雲雲。由此可見德昭師勤奮的程度。“要好好休息一下”這句遺言，是從不肯一息懈怠，辛勞一生的德昭師的心底語。這句話也概括了德昭師為教育、為學術、為探索中國前途而鞠躬盡瘁的一生。可惜德昭師此生無法再過些優遊林下的晚年生活了。終其一生為教育為學術而竭盡心力，或者這是求仁得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