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先生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在中國曆史地理和政治製度史的學術研究，成就卓越，世所公認。他學術上的成就，身後自有方家和高明者的論述。餘英時先生的《中國史學界的樸實楷模——敬悼嚴耕望學長》和金耀基先生在香港追悼會上的《剛毅進取，樸實沉潛——敬悼嚴耕望先生》兩文，對嚴先生的學術成就、學問特色以至行誼風範都有精辟的論述。做人說他“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淡泊自甘，寂寞自守”；說他一生矢誌於學術到了“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境界”；說他的史學成就“達到通博與專精相反相成的境界”。這是畫龍點睛的評論。這裏，我隻就親炙嚴先生的個人聞見的二三事，側麵反映這位一代學者的學問和做人的風範。
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之間，中文大學各係，分學院各自修課。當時新亞書院曆史係的老師，在學術界真是一時之選。如嚴先生的政治製度和曆史地理、牟潤孫師的史學史、經學史以至學術思想史、王德昭師的中西交通史、西方史和中國近代史、全漢升師的經濟史、陳荊和師的東南亞史等等。在升二年級時，因仰嚴先生之名，擬申讀嚴先生的中國政治製度史，係內以該科屬高年級課程而不獲準選修。自三年級起，個人研讀興趣集中到中國近代史和思想史，並以之為日後學術研究目標所在。目標一定，自此修課專以圍繞自忖能有助於日後研究作取舍。時少不更事，識見淺薄，竟以為中國政治製度和曆史地理無助於自己的日後研究，再沒有選修嚴先生的課。四年級前，對嚴先生學問的深厚、人格的純粹，雖不缺景仰和尊重，然而直接交往個別請益的機會不多。上四年級，嚴先生是我們班的導師，分別約見同學晤談。在首次晤談中，我才發現嚴先生對我在學校生活和讀書情況知之甚詳，感動之餘連忙向嚴先生道歉，說明一直沒有選修他的課的原因。不過我直言說，嚴先生的著作我看得明白的都讀過了，並舉列一些文章以茲證明。嚴先生和顏悅色地說，你不一定要選修我的課，係內老師值得你修的課很多，我的課非你興趣範圍所在，而你能讀過我的著作不少，我很高興。這次一晤，嚴先生對學生的關心獎掖，胸懷的寬廣，有了切身的感受。
嚴先生是我離校後一直謹執弟子禮，保持相當聯係的老師，每遇學術問題首先想到請予指導的老師之一。
在大學和研究院，我們一班同學慣常在春節大年初三到老師們家裏拜年。每到嚴先生府上，所見不是過年食品和節飾，鋪滿地板、桌椅的全是書。其實，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雖是春節，對於嚴先生來說仍然是讀書著作的日子。
負笈日本後，才曉得嚴先生在日本學術界享有盛譽。曾有日本學者關於嚴先生向我問過一事又告訴我一事。問的是嚴先生是否有一組研究人員協助他研究。我聽了奇怪反問何以有此一問。他回答我說，不要說大量的論文，就《唐仆尚書丞郎表》四冊、《秦漢地方行政製度》二冊、《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製度》二冊等等，如無一組研究人員的協助，很難想象憑個人之力，能出此成績。我告訴他嚴先生做研究，一條資料的查閱，一張稿的抄寫，從不假他人之手，遑論有一組人員的協助了。如果他再看到日後五大冊的《唐代交通圖考》的出版，更會瞠目結舌了。嚴先生自少立誌從事史學研究，及早設定中國曆史地理和政治製度為研究目標。其構想的宏大、其需要的“恒心和毅力真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是一種要憑個人力量，一手一腳用一磚一瓦去建築學術長城的計劃。至於這日本學者告訴我的，是嚴先生某年受邀到京都大學人文研究所作訪問時的一件軼事：在訪問結束的一次禮節送別聚會中，嚴先生拿出新買的照相機，與各人合影留念。拍過了嚴先生打開照相機，取出膠卷，要讓大家看看拍得如何。結果一卷膠卷當然漏了光，隻好作廢。此事在日本學術界傳為佳話，並說當時日本學者很佩服，佩服嚴先生做學問的專注到不食人間煙火的地步。後一事屬真屬假，因是聽聞，不敢說實。
嚴先生一生嚴守不涉足酬酢，不願當客座教授和所長等種種事例，甚至在世俗眼中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他矢誌要完成學術長城宏大工程的堅定意誌，然而在人世生活上言，這要多大的勇氣，非大智大勇者闕能臻此。非從嚴先生一生行事的檢閱，亦無從發現他的大智大勇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