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學術界中人以至學生，都不難認識到嚴先生的一生是一個純粹的學者。嚴先生一生不追求事功，終生不渝一以貫之從事教學和學術研究。不過，我理解的嚴先生作為一個純粹的學者，尚過於此。在他的《唐代交通圖考》“序言”中，有一段話說：“再者，當代前輩學人晚年著述，往往寄寓心曲，有一‘我'字存乎筆端。餘撰為此書，隻為讀史治史者提供一磚一瓦之用，‘今之學者為人'，不別寓任何心聲意識。如謂有‘我'，不過強毅縝思之敬業精神與任運適性不假外求之生活情懷而已！”這段話得見嚴先生是一個何等有過人識見和現代意識的學人，這是一段直透中國傳統學人和知識分子性格本質的理解。這段話除肯定學術的科學性要求外，言中嚴先生是以一純粹專家純粹學者自重自傲，這種認識，不是多少學者甚乎飽受西方文化洗禮的學者所能認識到的。中國讀書人至今仍輕忽作為學者、文學家、藝術家、專業人士以至企業家的自重的獨立價值，常要附麗於做一個知識分子以自傲，亦因此而容易混淆了公民與專業的不同身份，不管在朝在野自覺與不自覺也容易產生“帝王師”的思想意識。見著他的言行和文字，嚴先生並不是想象中那麼傳統，而有其相當現代觀念的一麵。在個人思想價值上，他也是一個外圓內方的人物。
嚴先生撰寫的大量政治製度和曆史地理著作，不易讀，也難從中窺測他做學問的曆程和門徑。幸而他晚年接連由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治史答問》、《治史經驗談》、《錢穆賓四先生與我》三小冊，流通港台。這是了解嚴先生學術以至研究近代學術思想史的重要文獻。為便於行世，我曾進言台灣商務張連生總經理，可以將三書合成，出版一較大開本的著作。張先生屢向嚴先生提出，都為嚴先生所婉拒，理由也不得要領。聞此，我專程到嚴先生府上，代張先生向嚴先生進言，才曉得嚴先生所以屢次婉拒出版合成大開本，是顧慮到年輕人的購買力。我告訴他時下學生不缺這些錢，如果他們願意購讀的話。小冊子不顯眼，反不利書店陳設，影響書的流通。嚴先生聽我這一說才算點頭同意。此合成本嚴先生說尚要新寫兩篇文章關於錢賓四先生的，以求完整。現在不清楚這合成本進行如何，新增兩篇完成否。
嚴先生逝世時雖年逾八十，屬高壽。但在我們同學心目中，嚴先生淡泊名利、生活極有規律，按理可活得更長壽些。隻是晚年太用功了，勤奮的地步和心力的消耗絕不是一老年人所能負荷的。或者嚴先生感覺時不我與，希望奮力完成他的宏偉學術長城。可惜天不假以年，中國中古曆史地理計劃尚未完成，已是遺憾；更重要的最少現今隻有嚴先生積一生功力才能寫好的中古人文地理的未動筆，更是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損失。學者到了晚年從事著作，有兩種情況：一是多寫無益，徒陳腔濫調；一是時不我與，讓學術界留下永遠及無可補償的遺恨。嚴先生自是後者。
原載《讀書人》第二十三期，一九九七年一月號，香港藝文社
變的是時代，不變的是精神
——三十年的體驗
首先，讓我衷心祝福在座各位同學，前途光明，日後在社會上多所建樹！
被邀請出席院慶典禮並擔任嘉賓，作為新亞校友的我，感到無上的榮寵。承蒙黃乃正院長的吩咐，要我向同學講幾句話。由於職業的關係，對我，演講是時有的事，但從沒有像這次那樣有點惶恐。因為身處的，是培育自己成才的母校，麵向的，是薪火相傳的新一代，責任感油然而生。即使沒有什麼真知灼見，至少講的話要對新一代有點提示。
在這裏，我想借典禮的機會，公開表達離開母校三十年來，內心一直對母校的深深感念之情。我很幸運，在不同的地方，從小學、中學、大學到研究院的不同學習階段，我都得到過學校和良師很好的栽培。大半生已過，可以斷然地說，對我為學和做人，對我一生的作為，影響最深遠的，毫無疑問，是新亞的四年。我願意以我離開學校三十年的經曆和體驗，去印證母校對我培育的恩惠。這裏不可能一一細說，隻列舉日後對我影響最大的兩方麵說說。
一是胸懷廣大的視野，悠久的曆史感。我雖然出生於中國大陸，卻成長於海隅一角屬彈丸之地的香港，視野所見，心目所注不出鯉魚門。如果不入新亞，日後可能會目光短淺，拘限我的發展。正是新亞的熏陶，如同校歌內的“十萬裏上下四方，俯仰錦繡，五千載今來古往，一片光明”幾句話所昭示的，使我誌向豁然開朗，鯉躍龍門，視野變得開闊，目光變得深遠。這是我一生成長成才的最大關鍵，亦是我日後做人做事最重要的基礎。在我三十年工作和閱曆所得，我始終相信，視野的廣狹和胸襟大小，是決定一個人成就大小的根本；而曆史文化意識是為人做事作抉擇時的最重要的指引。三十年來，我的工作一直在香港，我的生活一直在香港，是新亞的啟迪，及早讓我的視野放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中國大地上，傾心所注的是上下五六千年的中國文明的發展，我的職業於茲，我的事業於茲。我在出版事業上和學術研究上，會有一點成就，是來自“廣大出胸襟，悠久見生成”這方麵新亞精神的潤育。對於農圃時代的新亞，我常對人描述說，“校園小，天地大”就是基於這種體會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