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我沒有什麼可貢獻給大家，隻有一個小建議：即使在校內，你們聽和說新亞精神已感覺煩嫌，我仍然建議你們買一本我們創校人錢賓四先生的《新亞遺鐸》一書，需要時念念看看，我為了出席這次典禮，溫讀了錢先生很多篇文章，仍然獲益良多。我自己三十年的人生和工作的體驗，印證了錢先生的話的真切。這本書相信對你們日後做人任事，對如何建立事業，確實有真知灼見。希望大家珍惜、珍重！
原載《新亞生活》第三三卷二期，二〇〇五年十月
附一：農圃齋主憶農圃道：格局小，氣象大
——訪香港商務總編輯、曆史學家陳萬雄博士
江蘆
商務印書館辦公大樓的接待室裏，四壁陳列著三十年代上海商務出版的四部叢刊本舊籍。就在這裏，我們對總編輯、曆史學家陳萬雄博士做了一次采訪。首先，我們拿出一冊他的著作，北京三聯書店不久前重印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請他題簽。此書依據翔實的資料，澄清了本世紀以來或因材料流缺而不彰、或因人事紛擾而欲蓋的五四運動的曆史真相，理順了五四與辛亥一脈相承的關係，有正本清源之功。我們先請陳博士就他這本書所做的工作談談看法。他說：
五四新文化的源流
五四運動與辛亥革命的聯係比我們以前想象的要密切得多。過去將五四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卻撇開辛亥革命，我認為割裂曆史太甚。這本書背後我有一個更大的思考，就是我想把一九〇〇至一九二〇年這二十年視為一個完整的特殊時期，即一個由啟蒙知識分子主導了政治運動和社會變革的時期，此前此後都跟它不一樣。這一時期的知識分子，是舊學與新知最平衡、中西文化結合最好的一群人。我們必須跳出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辛亥革命，這些相分割的運動，以更遠大的目光去考察中國近代史，特別是思想史，這樣才會看得更全麵些，更有意思些。
今年是五四八十周年，我想寫一寫新儒家與五四運動。好多人都以為新儒家是維護傳統思想的，因此顯然就是反新文化的，其實大謬不然。用對立的眼光看問題是近現代中國史研究中的通病。比如說，從前將魯迅、茅盾等說成“為人生的藝術”，而胡適、徐誌摩、沈從文等則是“為藝術的藝術”，事實上，別的不說，沈從文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不下於任何人，隻不過表現方法不一樣罷了。受黨派偏見影響的曆史觀，今天的學者應該懂得澄清了。新儒家中，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都是革命黨人，它的起源可不是清末遺老。用原來的思路說明不了曆史的本質。
新亞精神與五四精神
我們問陳博士，新亞創校的精神，似乎同五四精神格格不入，即便不說對立的話。請問對此該怎樣看？他說：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說，我是受恩於新亞的。首先，新亞給了我持久的理想主義。如果不進新亞，我是否能至今仍保持了一種理想主義的追求，是值得懷疑的。其次，新亞給了我非常濃厚的學術熏陶。我讀新亞的時候，是由這種學術研究氣氛主導著，雖然有的同學不一定選擇研究學術為終生職業，但都會承認，學術研究是最重要的。另外，新亞還給了我長遠的文化價值取向，這影響我直到今天，不管做事做人，還是對社會判斷，首先總是用文化的尺度。這三點，都是我拜賜於新亞的。
新亞當然是以維護傳統文化為己任。但是，我現在有時發現，自己的治學路徑似乎更像北方學風，跟南方不大一樣。我想說，新亞的學風從很大程度上講，正是北方的，尤其是北大傳統的延伸。錢穆先生是北大舊人，王德昭、全漢升、牟宗三等先生都從北大畢業，牟潤孫先生也是從京華出來的。我恍然大悟：新亞其實就是將北大濃烈的學術風氣、深厚的文化底子帶到南方來的。現在大家似乎以為，北大思想新而新亞舊，其實，北大真正是兼容並包的，奉行自由主義。新亞秉承了這個作風。舉例來說，按理說錢穆先生是一個維護傳統文化的宗師，他辦學校當然為貫徹他的學術理想，但你看新亞曆史係的組合，真正是錢先生學生的隻有嚴耕望先生。這就可見錢先生兼容並包的氣度。回頭看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沒有一個是反對中國要擷取西方文化走向進步的，沒有一個是反對新文化的，他們隻不過認為在汲取西方文化時，不要失去了對本民族固有文化的認同，新文化走得太偏是很危險的。這不是誰對誰不對的問題。陳獨秀要解決當前問題，就隻能這樣做，錢先生認為不可片麵追求短期效益，要從長遠看，所以他們並不是完全對立的。錢先生寫《國史大綱》，他為什麼要從那麼維護中國曆史的優越性的角度去寫？那是因為在民族空前的危機中，大家對中國文化沒有信心，他要堅定國人的信心。對他的著作以及辦新亞的舉措，應該放到這個背景之下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