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補充說一說這個問題。二十世紀中國救亡圖存的任務太重，給文化造成了負麵的影響。像李澤厚所說的，救亡壓倒啟蒙，後遺症直留到今天。本來的舉措隻在救一時之急，不斷如此卻成為性格。就好像一個病人生了病，先給西醫看一下，打針吃藥先醫好，然後再用中醫去慢慢調理。急診靠西醫，調養需中醫，中國人本來很懂得這一套。本世紀中國的問題在於，忘記了手術之後的調理。新文化主將和新儒家大師，持論就這樣區別的吧。
新亞精神的體會
我們問陳博士，“五四”今年八十周年，新亞今年也有五十周年了。正值母校新亞五十周年校慶，能否談談當年在新亞的精神體會？陳博士說：
我對母校新亞的一貫看法是，學校小，氣象大。現在看香港的大學，則可能相反，學校大，氣象小。從前我們進新亞的人，從來沒有認為進的是一個小學校。我們立足而放眼的，不是香港一地，而是從古到今的大中國。老師氣象大。校園裏一點也不道學。年前我寫文章悼念嚴耕望先生，其實那時候我並沒有修他的課，但他認我是他學生，我認他是我老師，修不修他的課一點沒有關係。這種感情在當年新亞師生身上都存在。新亞風氣很自由，尊重不同的老師，尊重不同的觀點。非常有氣度，非常寬闊，老師都那麼親切，上課不點名，從來不說你要看這種書不要看那種書。如果我進新亞之前是三流的中學生，進新亞後成為二流大學生，應該說是新亞提升了我。
陳博士說出這番話，非常激動，難怪陳博士將自己的書齋題為“農圃齋”。他動情地回憶從前新亞的生活：
我是農圃道最後一批畢業的。那時新亞在城裏，人不多，學生老師差不多都認識。我一到學校，就好像到了另一個獨立的天地。同學們大都很窮，但是都肯拚命念書。那時候學生最多的地方有四個，圖書館、籃球場、餐廳和草地，就在那裏談學問，空氣很濃。我是副修哲學的，經常跟牟先生談天，都在草地。吃過飯，牟先生穿了長衫，就在草地上散步，我就上去跟他談，什麼都談。回想起來，真像就在昨天。
總之，新亞對我有特殊的意義。新亞對香港也有特殊的價值。作為一個新興的商業城市，香港的文化底子本來不厚，殖民地又不可能去發展中國文化。從前雖有羅香林等學者在港大教授中國學問，但人少，影響有限。幸運的是有了新亞的創立，將一個很有代表性的學派、一個很有力量的文化引到香港。不是一個人兩個人，是一大群人，把舉凡哲學、文學、曆史等等包羅全麵的中國傳統文化奠定在香港。從前港大研究中國文化，那是跟牛津一樣用的是漢學家的方法，談不上對國學的深入了解和全麵掌握。而錢穆先生在香港，跟他在北京、在昆明沒有兩樣。這就是一個深厚傳統的自然延伸，可是這一切對香港來說，對於改變它純粹的商業城市的性格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多麼深刻的理解，多麼自然的驕傲！聽罷這位當年的新亞學子娓娓道出的一番肺腑之言，我們似乎對新亞更增添了一份理解和愛。謝謝陳博士，祝願農圃道精神永遠輝耀“農圃齋”。
原載《新亞生活》第二六卷第七期，一九九九年三月
附二：農圃學記
我們有幸，乃農圃道新亞最後一屆畢業生，自此新亞遷進沙田，另樹新猷。農圃道新亞四年的學習生活，體驗了錢賓四諸先生創辦書院製新亞的理想。
農圃道新亞校舍隻有普通一所中學的大小，在不大的校舍中，圖書館卻建得有規模，有氣派，是整體建築的重點，彰顯書院的教育精神所在。建築設計上是與圖書館相呼應的大講堂圓亭，相信到過新亞的人都會留下印象。圓亭和依傍其周圍的草地，從清早到深夜總坐躺著人，閑聊也罷，論辯也罷，飄溢著無所拘束、自由自在的氣氛，是容易令人靈光閃耀的場地，也是校內唯一可仰觀天宇，透察校外的天地。傍晚時分，穿長衫的牟宗三先生，翩然而至，恍若六朝中人，更增添校園人文氣氛。
餐廳的作用可大了，進餐而外，是開會、清談、橋牌耍樂等室內活動的重要場所。勉強夠標準的籃球場，一天到晚，不管是否在比賽，滿擠著人，與禮堂入口前的兩張乒乓桌，是校內僅有可供我們“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的地方。除外就是禮堂和教室。南北相對像隔著銀河的男女生宿舍，是校內另一種天地，住宿過的同學，相信都有自己講不完的故事。我個人過足四年宿舍生涯，連暑假期間亦續寓如儀，當時多少有淒清的感覺，如今反覺是難得的修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