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館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現中文大學出版社社長陸國燊兄，曾說及，有人寫文章，說我們幾人總是最後離開圖書館的，這是事實。間中，圖書館關門後我們會到馬頭圍道小橫巷的“大排檔”宵夜。在圖書館坐著查閱圖書和寫報告，累了，作為調息，我習慣在書架間瀏覽，一列列書架地漫遊，一本一本書地隨意翻揭，每次都讓我接觸到平時不會理會到的圖書。這樣讓我認識很多書名，並略知其內容大梗，日積月累，增長了很多知識，這對我日後做研究很有幫助。前人做學問的一種入門途徑是，先熟悉目錄學，從中多識書名和作者，考鏡學術源流。這種方法很有用，但很枯燥。古代個人藏書有限，隻能如此做學問。現代圖書館藏書豐富，而且開架一本本的讓人翻閱，如此不費特別時間，適意而自在間，能增長不少圖書知識。這是我利用圖書館的一個小秘訣。在不大的校園，新亞圖書館在整體建築設計中，很突出，其空間寬敞高大，可以媲美禮堂。在我們讀書的時候，新亞圖書館的藏書之精之珍就很有名。
曾長期主持新亞圖書館的是沈燕謀先生。沈先生與清末民初著名革命和尚蘇曼殊稔熟，一同編過《漢英辭典》和《英漢辭典》。餘生也晚，我入新亞時沈先生已退休，未能識荊，很遺憾。其後我研究陳獨秀、蘇曼殊諸人，沈先生是其友朋，可請教的真多。沈先生識書。創校人錢賓四先生更不用說，是一代國學宗師，自然懂得選書購書。聽說業師牟師潤孫先生曾為圖書館購進不少有價值的珍貴圖書，牟師長於版本目錄學，自然能為圖書館增添光彩。由於我常到圖書館，與圖書館主管之一的嶽騫先生很稔熟。他很勤奮，雙臂總是套工作袖，忙碌地整理圖書。他熟悉圖書，讀書很多，知識淵博，我常與他談圖書，很有幫助。新亞圖書館內另有側門可上閣樓，這是新亞圖書館特藏部，大學部的學生是不能進入的。或許嶽騫先生見我勤於上圖書館，特許我可進入特藏部。這裏收藏的多是線裝書，雖然隻是間中瀏覽，也讓我增長不少圖書知識。記得嶽騫先生主動借出珍藏的線裝本《金瓶梅》給我看。在書庫內，我竟發現清末著名湖南保守學者王先謙原來主編過一套《香豔叢書》，真令我瞠目結舌。當時念大學二三年級，才會大驚小怪。
新亞校園真的小，隻有一個籃球場和禮堂前的兩張乒乓桌，這是新亞主要的運動場所。我也相當喜歡運動，有空就打籃球與乒乓球。不分哪一係的，這兩地方都是我們交手的地方，這也讓我們認識不少不同係別的同學。
我四年都住宿舍，甚至暑假也留在學校。當時社會生活不像如今多姿多彩，同學大都清貧。除假期結伴遠足或露營外，周末會到旺角和尖沙咀逛逛，或看一場電影。來回都是走路的多，既可邊行邊聊，也省點錢。能在外邊餐廳用上一頓西餐，已很受用了。所以留在學校的時間很長。
課室是我們學習的地方。慶典、周會和大演講，都在大禮堂。這是我們受教的地方。老師講課的聲容，仍在腦海中活現，好像隻是昨天的事，其實已屬三十多年前舊事了。我慶幸的，在農圃新亞經曆的人和事以至一草一木，依舊印象深刻，也長存懷念。農圃道新亞校園，相信會成為香港文化遺產，值得珍重。
原載《農圃道的足跡》，香港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七年
承教的感動
世上有一種職業、一個行業，不能純從普遍的職業和行業去衡量的。這種職業是教師，這種行業是出版。教師與出版都負有職業、行業之外的一種社會責任。我是這樣去理解這種職業和行業的。我至今從事過的正式職業，除兼職和專職做過幾年教師外，其餘近三十年的時間，我隻做過一種職業——出版。我喜歡這兩種工作，因為它們帶有一種責任，可促進社會的進步，讓人活得更有意義些。
我尊重教師，對良師更加尊敬。出於以上的認識外，這種尊重和尊敬，是來自我從少承教的切身感受。我成長過程中，得益於老師很多，不管是小學時代、中學時代、大學時代，還是研究院時代。講運氣，我不算是一個很幸運的人，少有意外的收獲，收獲都來自自我的努力。但我一生還是幸運的。因為，在不同的學習階段，我都曾遇上過對我成長影響甚大的老師。對這些老師，我時常惦念他們，也一直心存感激。隨年歲日增，過去的事事物物變得愈來愈模糊了，甚至淡忘了。但曾教過我的良師，他們的容貌行止，在我腦海中，活現如昨，他們對我種種的教導，仍牢牢地記在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