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寅恪到何炳棣
——由《仰望陳寅恪》與《讀史閱世六十年》兩書說起
一、緣起
《仰望陳寅恪》與《讀史閱世六十年》兩部著作，前者是弟子對老師學行的追述，後者是一本偏重學行的自傳，內容有相通相近處，一並讀後，浮想聯翩，欲有所言。
陳寅恪先生是近代中國史學泰鬥，何炳棣教授是當前海外卓越的史學大家。兩人有師生之淵源。他們的學術研究成果，多關涉中國曆史和文化的大課題，常發人之未發，原創性強，且能提出新命題，建構一家之言。最難能可貴的，這兩本著作真能做到金針度人，啟牖人從事學術研究的方法和途徑。名家和名師，對於學生和後學的影響，不全在乎他們的學術觀點和理論，最重要的能教人明白他們的學術視野、思想觀念和為學的途徑。一代名家，雖不容易修為，最少“雖不能至而心向往之”，能取法乎上得乎中。後學雖未能親炙這兩位名師，通過這兩本著作，走近大師，體驗大師，也是一種私淑，而有所得益。陳、何二人的治學經曆、為學特點，以至研究成就，有大可宣播的價值外，從他們身上，也能揭示一代學風所在和彰顯真學者的風範，而對當前的學術風氣以至研究定向，可多所反思，對中國曆史文化的理解，可有深一層的認識，此即是浮想和欲言而發為此文的初衷。
二、蔡鴻生論述陳寅恪
陳寅恪先生生前死後，一直備受學術界的推崇，自身早成為學術研究的對象。但陳寅恪之成為研究的顯學，則是近幾年的事。《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的出版，曾掀起一股閱讀陳寅恪熱，其由來與影響，已軼出學術界的範疇了。一個從事專深學術研究的純粹學者，竟能躋身成為一般文化閱讀的熱門，算是異數。這種現象，愚意以為有以下幾種因素。一是傳奇。出身於高門望族，先輩與近代曆史關涉甚深，幾代間人才輩出；自少遊學多個國家的最著名學府，未拿任何學位；懂十多種語言，包括已成曆史的古語文；過人的記憶力，連《十三經注疏》都能背誦；隻發表過二三篇論文，三十多歲就受聘，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同列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導師；晚年盲目臏足，尚能寫出幾本皇皇巨著，且涉及綿密精細的考證；等等，不一而足，每項都是足令常人驚異的傳奇。其次，多方麵的學術成就。研究範圍遍及曆史、文學、宗教、語言、民族及文化等學科，成就卓越，是中國人文傳統所推崇的通儒。他涉足的各門類的研究，常能開時代學術的先河，昭示學術的預流。其三，史學名家而兼以詩人而名世。文史兼通，是中國名史學家的傳統。從司馬遷、陳壽、司馬光、歐陽修到顧亭林，莫不如是。史學家而不能文，至少未能在文學上擅勝，是近代以後的事。陳寅恪以史學的理性與文學的深情集於一身，也是其文章所以動人的地方。正如蔡鴻生教授所說，其文章常能“熔史識與情思於一爐”。重要的兼兩者而能相輔相成、不相為忤，無損學術的客觀與嚴謹，這種特色是近代史學家的第一人。其四，堅持“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用他自己的話說，從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這在中國近代多變、劇變、異變的世局，巋然自處，獨立自行，當然最為世人所稱道。這裏要多說一句的，站不穩腳跟，風從潮流，嘩眾取寵，以作標榜，也是另一種的曲學阿世。
《仰望陳寅恪》作者蔡鴻生先生，是廣州中山大學教授，五十年代曾受教於陳寅恪先生。蔡教授是研究中古史和中亞史的名家，近作有《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學境》（中山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等著作。這本關於陳寅恪先生一書，分上中下三篇。下篇《識小錄》是作者一些紮實有趣的小考證文章，如《昆侖奴》、《胡名》、《哈巴狗》等。上中篇則是作者解讀“陳寅恪史學”的研究，明晰而深刻，文字精純可讀。
上篇重心在解讀陳氏學問所在與為學的方法。作者認為，陳氏史學“真正難以企及的，並非記誦之功，而是那種非凡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思細如發，深達幽微”。其對曆史認識的意義而言，陳寅恪史學可稱為“發覆史學”。“破舊說，創新解，發前人之未發”，並說“陳寅恪史學的魅力，可說在一個思字”，“博學精思”，“融史識、哲思和詩情為一體”。中篇是講述晚年陳氏的生活種種。也說及陳氏晚年周圍有關人事，澄清一些傳聞，並能以時代社會心態，解剖其來由，真能做到平情而論，史家知人論世的原則。古語有雲“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也雲“小人治跡，君子治心”，這兩句古訓，當今不易理解的道理，陳寅恪的學行，是最好的批注。純從為學的目的而言，這也是求真與酬世之分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