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包括陳氏的表弟俞大維，總認為陳寅恪擅長的是考證而不在玄學。對此，先師牟潤孫教授曾為文代為辯解，以為陳氏史學很有思想性。（見《海遺雜著》，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我個人研讀曆史的經驗，總感覺有思想深度的史學家，才算是一流學者，有思想深度的史作才會動人。陳寅恪史學不可能隻擅長考證。陳寅恪多次引述東晉傖道人對支湣度的寄語“無義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耳，無為遂負如來也”。蔡鴻生教授解說“救饑是屬於治生，立義屬於治學，是否負如來則屬於治心了”；並說這是陳一生思想學問的詮釋。強調讀史治史在於“知人論世”，“治心為治學之本”；眷注的近代的中國命運與中華文化的前途，是陳氏史學的明確定位與自我期許，也是陳氏一生學、思、感的所在。文化的托命，在茲念茲，落到實處就是承擔起對民族和文化的命運重構。在蔡教授“治心為治學之本”的詮釋上，我再進一解。對陳氏來說，“治學為治世之本”，治學、治心和治世，對於陳氏是三者一體的，是陳氏在身處近代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的變局中的哲學思想的核心和精神所在。陳寅恪無疑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但如何的純粹，一個以民族和文化肩負一身的人，不可能對政局，對激蕩的思潮，漠然不顧，無所用心的。陳氏不僅對其時國運民生不會不聞問，甚至在遊學外國時對各國當前社會情狀也極之留意。這僅舉一例子以概其餘。一生對陳寅恪最佩服，最相知的吳宓，在日記中就有一段實錄。他寫“一九一九一月底二月初，陳寅恪君由歐洲來到美國。先寓康橋之Mt. Auburn街，由俞大維君介見，以後宓恒往訪，聆其談述，則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例如，於巴黎妓女及秘密賣淫之生活實況，又歐美男女遲婚，不得嫁之痛苦及流弊，述說至為詳切”。（見《吳宓自編年譜》一八八頁，北京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版）陳寅恪先生弟子季羨林先生對此有一段說話是值得注意的，他說“寅恪先生決不是一個‘閉門隻讀聖賢書'的書呆子，他繼承了中國‘士'的優良傳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非常關心政治。他研究隋唐史，表麵上似乎是滿篇考證，骨子裏談的都是成敗興衰的政治問題，可惜難得解人”。（見“回憶陳寅恪先生”，載《懷舊集》，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六年）他的研究，注重的是朝代興亡交替，用心於新舊文化嬗變的課題，用意盡可這裏求。早年他的學術研究，集中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晚年之著力於在明清之際，無不是關切當前民族和文化命運的思想和使命的折射。自二十世紀伊始，“民族文化的改造”是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時代思想課題，隻是取徑不同，認識有別，遂成分野，演成派別。陳氏視民族和文化問題是終極目標所在，是民族和國家賴以生存、發展的最根本。這種認識和理解，與閉關自守的文化保守者大不相同，不可混為一談。審之陳氏一生行狀，與保守固蔽者，並不親近。個人以為，陳氏這種認識和價值所托，與他自少遊學世界各國，深諳歐美和日本等發展軌跡和現況，對十九世紀以來先進國家對民族文化的高揚有真切認識的閱曆背景有關，也是他對歐美思想文化的發展有真切認識的結果。這方麵的思想和認識，陳氏很少發為時論，卻常見諸他著作的一言詞組中。陳氏重視不同文化交流和傳播，卻深責“間接傳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其害則輾轉間接，至失原來精意，如我國自日本、美國販賣文化中之不良部分。”（“高僧傳”《讀史劄記三集》）又如《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陳在深微考證後時常有申論，承“太史公曰”的遺緒。吳宓一九六一年日記則說道，“總之，寅恪之研究‘紅妝'之身世與著作，蓋藉此以察出當時政治（諸夏）、道德（氣節）之真實情況，蓋有深意存焉，絕非清閑、風流之行事。”陳氏自謂“亦文亦史……痛哭古人，留贈來者”（錢柳逝世三百年歲次甲辰夏月陳寅恪書於金明館時年七十五）這是他對近代中國嬗變和當前文化思想、世道人心以至政局的思考和發言，不可輕輕帶過。這就是讀其書知其人，知其人讀其書，得益才多的讀書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