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是“中國現代史之輪廓”。根據第一講對兩千年中國曆史進程的分析，作者認為，中國麵對外強的逼迫，麵對近代化的要求的變革，他歸納起來，中國有著三大令人窒息的障礙。一是上層組織結構的君主專製傳統體製；二是基層龐大的小自耕農農村結構；三是上下之聯係隻靠科舉製度所產生的以維持社會秩序和意識形態的士大夫階級。這三障礙之巨大，迫使中國隻有走長期革命之途。清末和民初種種改革的沒有成效，就是明證。終於由於北伐的成功，到抗戰，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政府，為新的中國創造了一個上層機構。而清黨後分途的共產黨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式的革命，改造了中國的基層。一般曆史學界和一般人視為國共敵對的曆史，在黃仁宇眼中，是中國近代進程中的分工。經過兩個階段和上下兩種結構的革命，黃仁宇進一步認為，自鄧小平時代起，“隻有改革才是大道理”是中國長期革命第三個階段的主題。這主題主要圍繞著經濟改革、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創製各類型各層次新的法律。總而言之，是以現代化為指針的體製和組織架構的改革。
第四講的“中學為用的緣由及應賦予的考慮”和“‘用'必須因‘體'而調節”這兩講，可以說是全書的核心課題。由《新時代的曆史觀》的副題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的安排就可以知道。由張之洞提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命題，一直隨著中國近百年改革思想、理論而一直爭持不休，而且也是改革思想中不能回避的課題。“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後期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中西文化問題”，亦即是“傳統文化與現代的問題”。對此，黃仁宇反轉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而改為“西學為體，中學為用”。所謂西學為體，是在政治“體用”，本來是中國傳統理學的一個重要命題，是一種哲學的觀念。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提法，無疑是順著傳統這種哲學命題而提出的。這裏不擬對黃仁宇使用“體用”一詞的命意與傳統中國哲學是否貼合。我認為黃仁宇亦無意作嚴格的界定，是一種方便的說法。在黃仁宇的說法中，“西學為體”是指由西方商業化、工業化運動而形成的政治、經濟、商貿、社會等近代體製，以至科學知識、經濟理論和種種現代觀念——泛指西化或者說是近代化內容。他認為這些“體”的內容是具世界性、普遍性的。相對於此，他所謂“用”是強調中國必須“保持民族精神而在和平競爭之中占先”。他認為，中華民族精神上最突出的是具有世界主義的“人本主義”而衍生的道德倫理為主導的文化。而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源遠流長，不因體製改組而磨滅。但同時他又強調，今日提倡的倫理道德，不再是君主專製籠罩下的倫理道德，“今日提倡的倫理道德，則在程序上次於法律，而在品位上高於法律”。各人既為公民，首先必須受權力與義務的約束斷無不守法而知禮的道理。從張之洞起，中外、傳統現代的二分和對立，一直是劃分近代思想家的分野。即使是清末民初的革命派，到五四時期的分道揚鑣，亦是體用的認知和先後主的取舍造成的。在黃仁宇眼中，先有現代化才發揮民族精神。春秋戰國九流十家的部分分野，禮崩樂壞的情形下，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跟管仲的“衣食足而後知榮辱”，在某種意義上，與近代體用分野有同等道理。
在這本書中，黃仁宇研究課題不同，使用詞語不同，但一些曆史觀點與當前幾位學者有異曲同工之妙。如黃仁宇之與李澤厚，黃仁宇強調中國近代與未來要加強數字管理，李澤厚強調要重視形式，其中共通是強調創建現代管理體製的重要。黃仁宇認為經百年長期革命，已基本完成，刻下是建設時期；李澤厚提出要告別革命。
黃仁宇提出要體用配合，強調引進西方的法而結合傳統中國的倫理道德，林毓生亦有相同的文化創建的看法。種種不同學者不同研究方法不同的表述，而得出接近的結論，這似乎是“此中有真意”了。
這次對黃仁宇對中國近百年進程的論點，已作了如上的介紹，在此次座談中，個人重視介紹的不僅是黃仁宇的曆史觀點，而是黃仁宇曆史觀。由本書再結合他其他的著作，黃仁宇的史觀或史學特點，有如下的幾點。
第一，大曆史的研究方法：時間上的遠距離、空間的大視野、多元比較的綜合角度的研究方法。站得高看得遠，能更清楚曆史發展進程的脈絡，這一事件、一個人物，放在大曆史中去看評價，用曆史分析代替意識形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