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對待曆史態度：有同情的了解，重視發展的過程的複雜性，這樣容易看出曆史的積極性格而非偏向於曆史的消極性格，正視正麵曆史意義而非負麵的意義。第一、二方法和態度，使得評價曆史人物變得慎重，有深度，否則容易信口開河，變成悠悠之口，隨意任情褒貶，成為高高在上的曆史裁判者、審查者、批判者。這是打倒一切、目空一切、自以為是的根源，亦是自己流於不知淺薄的根源。另外，黃仁宇同時反對以意識形態和道德名義作曆史的評價，曆史隻能由曆史自己去裁決。
第三，有曆史的智慧：洞悉人情世故，曆史是由人由社會組成的，認識和理解人性世情，對理解曆史很重要。這就是人情世故皆文章，世事洞明皆學問。曆史智慧不全由文獻研讀能得到的。唐德剛晚年史著也充滿人生智慧，由之而顯現出曆史的智慧。我個人一直強調黃仁宇的分成等半的中國戰亂生活體驗與在美國現代典型的管理社會生活體驗，是黃仁宇史學的最大源泉。
第四，史學精神：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學家的追求，發揮了曆史學這門學科的學問性格。
感受的曆史
——《另一種童年的告別》代序
讀過作者的原稿，我很願意寫這篇序。無論作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者還是作為時代的體驗者，對於本書的內容，有著濃厚的興趣和深深的感受。
不用說上一輩人，即使是我們這一代，在短短的四十年間，就目睹和體驗了香港社會的急劇變化。五六十年代仍然是小商業加小農業的社會，即在六十年代的後期，新界地區依舊可見稻田牧歌的景象。到了七八十年代，是全麵的工業化帶動下邁進了現代化的年代。現今，我們吹起的是要進入超工業的信息時代的法螺。十年人事幾番新，每個十多年則是一個年代的發展，曆史的步伐何其急促！這種速度的發展，從中國或世界的範圍看，曆史上是少有的。香港這樣子的變化，原是整個中國變化的一個縮影。急促的發展，固然容易使我們覺得日新月異，感受到時代飛躍的進步；同時，一波接一波、一浪隨一浪的衝擊，卻不能不令我們產生不能自已的迷惘。我們確實要有站住腳跟做點省察和回顧的時候了。
李鴻章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很惹爭議的人物，但是李鴻章首先指出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中國，遭逢了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從十九世紀末到整個二十世紀的一百多年，中國變化之速之巨，在曆史上真是無與倫比。隻要回顧一下近代中國曆史的演變，大的事變一個扣一個，時期的轉換一幕接一幕，波詭雲譎、驚濤駭浪和波瀾壯闊，令人目不暇給。近幾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中外都是顯學，各種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思想史以至人物史的著作，真可以用汗牛充棟去形容。通過眾多的不同的學術著作，可以讓我們對近代百年中國在理性和理論上有所省察和回顧。
但是理性和理論的認識中國近代史，正如我們站在岸上，看江河的滾滾、大海的滔滔，而我們卻無從體會到滾滾與滔滔之下的水流的脈動。除非我們跳下去，泅泳一下，這樣我們才會身受心感。要真正洞悉曆史，理性的認識和感性的體悟是同樣重要的。現今所見絕大部分的人物史、事件史、政治史、經濟史、思想史等方麵的研究著作，寫出的隻是曆史發展的骨骼，如同我們站在岸上，看到的隻是河海表麵的波濤洶湧；至於風俗的移易、生活情態的遷變、生命情調的轉換等等內容，如同河海水流的脈動，才是曆史發展的血肉。一般地說，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著作，使人能理性和理論地認識得多，而感性體悟得少。缺少體悟，就無法貼近曆史的脈動；不貼近曆史的脈動，對曆史的理性認識也不會完全真切，對一般不是曆史專業的讀者尤其如此。何況，真正能讓人理性和理論地認識曆史的優秀史著，往往奠基於對曆史有真切的感受和及身的體悟。古代司馬遷的《史記》、顧炎武的《日知錄》，近代錢穆的《國史大綱》、陳寅恪的《隋唐政治淵源略論稿》，以至新近大行其道的黃仁宇的大曆史，都是作者觀照現實曆史而寫成的，是一種曆史感受與客觀研究相結合的著作，所以會動人。
大量的自傳作品，是感悟近代曆史的最直接最珍貴的材料。自二十年代起，個人傳記的出版勃興，蔚成出版風氣。其中理由除了出版的發達以及經胡適輩的倡導外，相信不少人物因遭逢三千年未有的變局，身心體驗了各方麵的劇變，曆史意識油然而生，自然將自己身所受目所睹，宣之於口揮之於筆了。在這樣的大轉變的時代，多有不平凡的人，平凡的人也會變得不平凡，而留下的都是不平凡的材料。這為數相當豐富的自傳作品，固然是中國近代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更重要的，自傳是最傳神、最能讓我們貼近曆史、體悟曆史脈動的讀物。我們敬佩太史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曆史識見，同時我們會為《史記》紀傳中活現人物情狀而讓人留不可磨滅的印象的卓越文學技巧而擊節，因為司馬遷做到了保持曆史的客觀描述的同時，也讓我們感受到幾千年前曆史的情狀，嗅到了當時人物的生命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