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亞兩洲的諸種文明，自有史以來，東西南北之間即處於一種互動的狀態，相互影響，其活躍的程度，遠遠超過文獻的記載和大多數人的意想。歐亞大陸兩地在悠久的文明進程中，其間的發展規律與脈絡，相當近似，各種文明係統之間，呈現出不少雷同的文化因素，這與歐亞大陸的相連，造就各文明係統間長期的互動，有很大的關係。早在史前的智人時期到新石器時期，歐亞大陸之間已有交流的痕跡，並在考古上得到證實。約當公元前的第一個千年（公元前一二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五〇年）時期，歐亞大陸分別出現大型國家或帝國，文化體係分別建立。舉其大者有中國的周代、兩河的亞述帝國、埃及的中王國新王國、印度的吠陀文化、希臘的古典時代和地中海泛希臘時代。這個時期歐亞大陸文明係統的互動，已相當明顯。族群的大規模長程移動，相當規模的軍事衝突，經濟貿易以至文化藝術的互相滲透整合等，屢見不鮮。尤其到了公元前二五〇年至公元一〇〇〇年，即約當中國的秦漢大帝國到隋唐大帝國時期，與之相應的是地中海的羅馬帝國、印度梵文世界、中亞的波斯和阿拉伯諸帝國的相繼出現，區域文明間的接觸、衝突、交流以至整合更趨活躍。人類文明史上最重要的宗教如佛教、伊斯蘭教與基督諸教，紛紛向其他區域傳播，中國的儒教亦在東亞加強影響，推動人類社會文化的進程甚至改變區域間的文化麵貌。下到公元一〇〇〇年至一五〇〇年，大區域的互動更頻繁更全麵，甚至有史家認為，歐亞大陸在這個時期的全麵互動，是世界史真正的開端。
歐亞大陸逾萬年的區域文化圈和文明係統的互動，有兩方麵是很值得重視的。
首先，歐亞幾大古文明，雖地處歐亞的周邊地帶，但歐亞大陸相連的中西亞地區，一直是東西南北區域互動間的腹地，是眾多文化、宗教、民族、貿易衡突交融的過渡地帶。
其次，歐亞大陸除興起的諸種農業與商業文明外，在它們的周邊，尤其歐亞北部從太平洋東岸到大西洋海岸的廣袤的草原地帶，同時存在極其活躍的騎馬民族的遊牧文明。自公元前第一個千年開始，遊牧化的歐亞北部草原的民族，常常成為歐亞互動的主要動力。尤其是騎馬的出現與青銅器和鐵器的應用，不管願意不願意，不管引致多少的動蕩，草原遊牧成了歐亞文明間互動的最大動力。歐亞不同文明在遊牧民族推動下，有如海上的波濤，一浪乘一浪，後浪逐前浪的向四方八麵推展開去。公元前七世紀的斯基泰人，公元三世紀的匈奴人，相繼興替的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等眾多遊牧民族，馳騁於歐亞大陸，在不同曆史時期，都成為催生區域互動的動力來源。
歐亞大陸諸文明網絡的交彙點：敦煌。
敦煌是古代“絲綢之路”東端的門戶。“絲綢之路”，自公元前後興起，直到十六世紀世界海運大通，一直被認為是歐亞大陸的主通道。長期以來我們也側重從交通史的角度去理解“絲綢之路”。實際上，從更深廣的曆史時空去探索，歐亞大陸存在諸種文明間的多重交通網絡，而中亞是其樞紐地帶。
古歐亞大陸的交通網絡，主要由三大網絡係統構成。一是“綠洲之路”，亦即人們慣稱的“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以帕米爾高原為界，可分為東西兩大區段。西區段，早在公元前九世紀開始，在兩河流域地區與尼羅河地區間，以及在伊朗高原東南到印度河西北部和東向中亞粟特地區間，都有活躍的交通網絡。至於絲綢之路東區段，直到公元前一二六年，漢武帝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隨之驅逐匈奴，建立酒泉、武威、張掖和敦煌四郡，自此從長安到西域開通，東區段得與西區段銜接。二是或比“絲綢之路”更古老的“草原之路”。“草原之路”分布於北方草原地區，大約位處北緯五十度線附近。是從中國華北地區，向北到達蒙古高原，再穿過西伯利亞泰加森林以南的草原，沿鹹海、裏海向西伸延。三是南亞與南歐間的“海洋之路”。
以上曾強調，中亞地區是歐亞文明互動的核心地帶，亦是互動網絡的樞紐地帶。中亞作為一個地理概念，實包括古代中國廣狹二義的“西域”地區，曆史上中國中原與西域和歐洲的主通道是經過河西走廊，敦煌是河西走廊西端的門戶，居中亞地區的最東麵。由於地理因素，敦煌自公元前一一一年建郡起，一直是歐亞多元文明與多重交通網絡的交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