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工作的關係，東南西北地跑，履足其地，耳聞目睹，遼闊的中國大地，地貌多變的山川形勢，南船北馬各方風物，展現的是一本碩大無比的中國曆史著作。在閱讀這本碩大的曆史著作的時候，原有中國曆史的知識無不時刻受到衝擊，習以為常甚至奉以為金科玉律的曆史思考模式也不斷受到衝擊。再加上有機會接觸到各種文物，實物和圖像使我們有更貼近曆史的感覺。這種貼近曆史的感覺，提供了文字記錄以外的對曆史理解的另一種新角度，讓我們時有耳目一新的發現。以上種種新的認識，促使我們改變原先全由時序去策劃出版圖錄中國曆史文明的構想，轉而代之以區域結合時序的新編輯構想。
這樣我們大約在一九九〇年開始啟動，進行《中國地域文明大係》的編輯出版工作。
四、時空交錯多元組合的立體文化史的新構想
以前史地不分，或者極其重視曆史地理的研究，是相當有道理的。曆史的基本結構原是時空的組合。另外，人是曆史文化創造的主體，而文化是政治、經濟、軍事、藝術、生活以至風土等多元元素鑄造而成的。如何通過時空和多元的立體組合，顯示中國文化發展的過程及其特征，就是新文化大係的基本思路。
首先我定下了以地域為主導的文化史編寫方向。“一體多元”是中國文化幾千年發展的最大特征，近年已漸成學術界的共識。在中國文化的起源來說，經幾十年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黃河是中國文明的唯一起源的一元論已被打破。正如考古學大師蘇秉琦先生所說，中國初期文明的起源原是“滿天星鬥”。黃河流域之外，長江流域、遼河流域等倒是早期中國文明的源頭。即在往後的中國文化曆史發展中，不同地域在不同時期，在中國文化大流的形成和發展上，曾分別作過主導，或者在某方麵起過重要的作用。這是中國文化不斷擴展，不斷融合更新的最大特征和生命力所在。即使當代的中國的發展，亦不離這種發展規則。二十世紀初的上海，二十世紀末的東南沿海地區皆是明證。在民族上，費孝通先生曾指出，中華民族是由長期的自在而終到近代的自覺。中國是多民族國家，而民族持續地不斷融合也是曆史上明顯的特征。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民族與主體漢族的交融，通常也在某些地域進行的。由地域的分卷組合中國文化大係，似最能顯示以上所說長期較忽略的中國文化發展特征。事實上在現階段，考古和史學界在地域的資料整理和研究成果方麵較為堅實。隻有將這些成果先作綜合普及，即使日後要重構以時序為主導的中國文化史才有基礎，才有可能。這與歐美近年重視打破現今國界和民族限製的地域史研究，目的為重構新世界史作先導，以克服長期以來以西歐為中心、以農業文明為軸心的世界文明史的學術走向竟不約而同。
以地域作分卷編寫，另有兩點我們會很注意的。每卷都屬文化史性質，要熔鑄多元材料，內容繁複，此其一。每卷雖然分地域編寫，我們目的不在編一純然的地域史，有如以往的方誌或地方風物誌，我們編寫的是要能顯示中國整體文化的發展脈絡，此其二。要解決以上兩個問題，如何馭繁為簡，如何縮龍成寸，是很可考究的。關鍵是我們必須將一地域發展的全過程放在整個中國曆史文化的發展中去審視：一是要審視某區域某時段某方麵文化在全中國文化發展中起過主導或者起過重要作用者；二是要審視某地域在整體中國文化史所顯現獨特的文化風采者。如同以“白山黑水農牧結合”為特征的東北地區，作為“遊牧民族舞台”的蒙古草原地區，作為“思想搖籃”的山東齊魯地區，以“江南山水的靈秀”為特征的江浙吳越地區，以“奇譎浪漫”見稱的兩湖荊楚地區，作為“中國與世界走廊”的隴肅地區，等等。這樣時空的立體交錯的編寫結構，就會局部中見整體，在整體中透視局部，這才能達至編寫中國文化大係的目的。
五、讓曆史知識更動人
作為一個出版工作者，能率先而及時將最新研究成果編輯出版以推動學術研究，是一項責任，也是一種無比歡愉的事。但是，將學術研究成果，化成教育和社會普及知識，亦是責無旁貸的事。曆史圖冊的出版境界，在於創新和普及的有機結合。創新才能提高，以推動學科學術的發展，才具學術的價值；普及在於開拓，以推動新知識的教育化和社會化。盡快將最新而可靠的學術成果，作為提高社會文化素質的知識，是社會不斷進步的關鍵因素。若要一門學科和知識能對社會產生積極的影響，隻有盡快將最新而準確的新知識帶進社會，成為普及的知識。這樣這門學術和知識才會顯示它的生命力，顯示提升社會文化素養的功能。一門學科抱殘守缺，千篇一律，則無生命力和文化功能可言。曆史學科對新知識的渴求的程度，與數理化工等學科知識並無二致。亦隻有保持知識的常新，這門知識才使人有進步的感覺；亦隻有不斷更新、不斷有新的視野，這門學科知識才能引人入勝。出版人是知識的傳遞者，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