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讀過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可惜大都不會留意陳渠珍這個人。在自傳中，從文先生是這樣描寫陳渠珍的：“平時極愛讀書，以曾國藩、王守仁自許，看書與治事時間幾乎各占一半。在他的軍部會議室裏，旋轉了五個大楠木櫥櫃、櫃裏裝百來幅自宋及明清繪畫，幾十件銅器古瓷，十來箱書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叢刊》。”由這段文字可知，其實日後沈從文先生之成為文學家，鍾情並成為曆史文物家，甚至長於章草，擔當陳渠珍貼身書記這段經曆，是有相當關係的。與沈家鳳凰城有世誼的沈氏晚輩戴氏回憶說：“在家鄉工作時，負責專寫報告上級的呈文，兼管圖書。因此，得以博覽群籍，熟讀曆代名著，積累極豐富的知識。”這段追隨陳渠珍的日子，是研究沈從文不可忽略的。
評價不能簡單黑白二分
我之留意陳渠珍，與沈先生無關，倒是因為在辛亥革命運動中，因四川保路運動而被稱為“屠夫”的趙爾豐而留意到陳渠珍。二十年前在新加坡一書畫展中，我購得章士釗一自書詩長卷，原起於書法收藏，後一再細讀章士釗這首自書名為《將軍歎》的長卷的內容，疑惑不已。這位曾是辛亥幹將的章氏，詩的宏旨竟為“屠夫”趙爾豐打抱不平，引起我的曆史考證癖，順藤摸瓜，逐漸寫成《跋章士釗〈將軍歎〉——趙爾豐與現代政局》一文，為趙爾豐作翻案文章。就辛亥革命運動本身，趙爾豐是對立者，自然是反麵人物。但當時四川各路人馬的關係盤根錯節，評價本就不能簡單黑白二分。再從晚清政局去衡量，趙爾豐卻是值得大書特書的曆史人物。其中最重要的是西藏問題。
自晚清，英國進迫西藏日甚，陰謀百出，甚至魔手伸向西康、青海和甘肅等地區，中國西部地區陷入被瓜分的局麵，危在旦夕。從一九〇四年到一九一一年，清廷整治藏政方向主要有二：一是革新藏政；一是對川邊藏族地區推行改土歸流。趙爾豐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一年一直參與川藏邊事。趙氏這段功績，時人早有所議論，隻因“屠夫”，而定千秋，淹沒了他這段事跡，曆史評價未免不完全公允。尚秉和的《辛壬春秋》就說“爾豐自光緒三十一年以次，勘定康地，馳驅勞瘁”。在一九四一年出版的《西康紀事詩本事注》中，說“邊地既定——即從事各種建設。……但奠定西康政治之始基，宜為趙氏”。所以風物長宜放眼量，趙爾豐對晚清中國政局的貢獻，雖沾四川保路運動之瑕，絕不因此而掩其在保全川藏的瑜。這種曆史的評價才算公允。
可供了解西藏問題
晚清這段川藏政局，自趙爾豐帶同陳渠珍入川，後再派以管帶身份隨大軍入藏，一直參與其中，所以我才留意到陳渠珍這個人。幾年前在閱讀一本新出的關於趙爾豐的曆史小說時，內中引用到陳渠珍《艽野塵夢》這本書，說是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出版。幾經周折才買到此書，原來是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一讀為之吸引，內中有作者關於其時的紀實，很有第一手史料價值；更為書的內容之引人入勝，情節之令人蕩氣回腸，而一讀再讀，比讀冒險小說還過癮。該書今年一月再出版了配圖和有詳細注釋的另種版本，更可讀易讀了。書雖出版了，留意此書的人不多，流通不廣，未免可惜，尤其在海外。所以特撰文介紹。
西藏問題由於晚清以來英國經營布置留下的後遺症，依然是當前和日後中國，不管內政和麵對國際藉此打壓的一個棘手問題。百年雖過，陳渠珍這本《艽野塵夢》，驚險動人，讀來趣味盎然之外，仍不失可供了解西藏問題的作用。一九五〇年陳渠珍受邀參加全國政協會議，與賀龍見麵。時解放軍正進藏，陳渠珍親自送上他的《艽野塵夢》給賀龍。賀龍遂將此書轉贈進藏十八軍首長參考。可見此書的價值。賀龍在二三十年代，與長期盤踞湘西的陳渠珍，在曆史上有很多糾葛，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從新儒家的勃興說起
對近代中國思想學術有一定認識的，都知道“新儒家”是近現代中國一個重要的學術思想流派。“新儒家”學說發皇於中國內地，而發揚光大於香港。幾十年來，在海外與外國漢學界，新儒學的思想及對其研究，一直屬顯學。隨著近年中國內地學術研究和出版的趨於開放，出現反饋現象，新儒學著作的出版與對新儒學的研究，風氣漸盛。新儒學之能發揚光大，作為中國近代文化思想之一環而影響於世界，由“花果飄零”而終能“開花神州”，在當前中國思想學術上占一席位，香港是有貢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