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人們的心目中，新儒家的出現與思想取向，與一九一九年以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對立的，是以反新文化運動的立場而出現的。相信即使新儒學的繼承者亦會作如是觀。長久以來，中外近代中國思想的研究者亦將新儒學流派定調為文化上的“保守派”。對新儒家，尤其是第一代，我個人有不同的理解。我以為勃興於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的新儒學，是文化革新思想的組成部分。這種事實和論斷，必須從新儒學所以出現的源頭，作史料的剔抉疏解工夫，才能說得清楚。當前研究新儒家學說的，大都從學理上去了解，是不足夠的。隻有對新儒學勃興的背景有所理解，才能真正了解其原本的思想旨趣，也才能真正認識到其在近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意義，進而才能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有全麵的認識和理解。
反思革命演出不同學派
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出現的新儒學的倡導者及其倡導的思想，與保守的國粹派遺老遺少是截然不同的，不可混為一談，這是首先要清楚的。十多年前，拙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對此早有提示。我與日本京都大學島田虔次教授，雖在新儒家第一代在師承和思想傳承上的理解有異，但我們同樣認定五四時期出現的新儒家是新文化運動的組成部分，要對之作新的理解和評價的提法，是一致的。
五四新儒家的興起與其思想旨趣，不能純從著作的理論中探求，要結合曆史背景和倡導者的經曆去探求，尤其是第一代。對於近現代新儒家人物的界定，學術界看法雖不盡相同，但視梁漱溟、熊十力和馬一浮三者為新儒學的首倡者和奠定者，卻無異議。馬一浮、熊十力和梁漱溟三人五四前的經曆，都有幾項相同的共性。第一，他們都及早接受由西方傳入的新式教育的洗禮，不同程度鑽研過外國的文化思想，且有一定研究和造詣，思想也受相當的影響。第二，他們自少接受傳統教育，對傳統學問有所專精。第三，雖參與深淺不同，他們都是清末民初的革命者或革命中人，在晚清都從事過傳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工作。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源流》中，我曾說過“五四新文化運動之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脈相承的條理。即使在人事的係譜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倡導者，原先則屬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的係統”。這個論斷看來不限於指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也適用於五四時期新儒學的倡導者和奠基者。其實他們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在五四前，有著相同的背景。
除了馬一浮曾兩次拒絕北京大學的聘請，梁漱溟和熊十力二位都是得到蔡元培等人的推薦，而任教於北大的。他們與新文化運動眾多倡導者，不僅在北京大學有共事之雅，之前他們之間已有相當密切的來往甚至曾共事革命。這種事實不能視之為偶然。新文化運動期間在北大分化成西化派、國學派，再加上新儒學派，中間就露出晚清以來的革命派思想的演化過程。不過以往研究這段曆史的傾向，亟亟於要區分其中之異，甚少理會之間的同。個人認為，時至今日，要全麵理解五四新文化運動，對於新文化派（或者稱為西化派）與新儒學派甚至各學派間，不僅要注意他們之間思想的歧異，也應重視他們之間思想形態的相近與交迭。
熊十力談民主與科學
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後的一九一五到一九一七年，是晚清革命者思想的反思期。代表新文化派的陳獨秀和新儒學創立者的熊十力，就是其中的典型。這兩三年間，他們對時局隱憂造成思想的焦慮，他們其時立身處世以至著文的言論所針對的問題和論調，都很相近。這兩三年陳、熊兩氏所撰文章和所發言論極其相似，如不具名，甚至不能厘然分辨是陳氏還是熊氏的文章。陳獨秀的言論大家是熟悉的，這裏僅舉熊十力一些說法以見何其相同。熊氏謂“孔子大毀於秦，而定一尊於漢，封建社會延長二千數百年”。又謂“中國學術思想絕於秦漢，至可痛也。社會停滯於封建之局，帝製延數千年而不變，豈偶然乎”。再說“自漢世張名教，皇帝專政之局垂二千數百年無有辨其非者。人類雖有智德。竟以束於名教而亡之矣”。同樣以“漢以來二千餘年學術思想錮蔽，誠如西人所言。此專製之毒耳”。其他他以為“惜乎春秋亡，《禮運》、《周官》二經被奴儒篡亂，曆代知識分子無有以民主思想領導群眾”，同時指出“科學亡絕，咎在專製”，並隨處在熊氏文章內得見民主、科學、自由、民族思想、社會公義、反對封建專製，要求進步反對保守、追求世界視野和現代意識等等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