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辛亥革命的同誌或同路人的日後新儒家倡導者的梁漱溟和馬一浮等，同樣對辛亥革命的失敗引致軍閥亂政，革命黨人的變質，社會的紛亂萬狀，帶來思想的衝擊，促成他們思想的轉變。其發展軌跡一如魯迅、錢玄同等新文化運動主流派。檢點其時他們之間的思想言論，大部分見解亦很接近。最重要的是對中國改革前途，都同樣認識到，隻有在文化思想上作徹底改造，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根本。他們之間最大和最主要區別，集中在文化思想的改造，如何對待傳統文化的立場的歧異。除此，同屬晚清以來革命知識分子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與新儒學奠基者，他們之間有著共同的背景，關注著共同的文化課題，都倡言融會中外文化，孜孜要為中國創造新文化而解時局之困。一經這樣疏解，可見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新文化運動派和新儒學派，不能像過往印象視之為是完全對立，也不能絕對地定位為一是保守一是前進的。在五四新文化思想運動中，應視為是錢幣的兩麵，相輔而成：外表抗衡而內實在平衡，外表相反而內裏實相輔相成。要從積極意義作曆史的評估。
發現問題 等待解決
介紹和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僅是對曆史的紀念，重要的是從檢討曆史的角度，探索近代中國發展的合理可行的方向，作我們構思未來文化發展的依據。經九十年文化自我改造的試驗，再結合幾十年來世界文化發展的觀察，對傳統文化可重新檢驗反思了。中國已進入新的階段，未來的發展關鍵，識者皆知在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核心課題——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改造，固然是五四時期的時代課題，其實也是一個永恒的課題；固然是一個近代中國的課題，也是一個世界性的課題（凡是一個有長久曆史文化的民族和國家在遭遇上在文化與時代有落差，就要麵對這個課題，如現在的伊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意義，在於對這個核心課題的徹底覺悟，並提出了種種議論和解決方案。五四時代的人物隻是發現出問題，提出了種種解決的方案，並未解決，也不可能解決，因為這個課題太大了，要好幾代人才可能逐步解決。他們之間，各有所見，他們的分歧不一定是對錯、是非和對立的問題，很多時是解決問題的先後、主次甚至是各有所執各有所偏的問題。
自三十年代到現在，由於時局及各種原因，正如李澤厚所說，在某種意義上，確是革命壓倒了啟蒙，我們在文化改造和文化創新的目標，並未取得良好的成果。如何對待傳統文化，就是當前要正視的課題。五四時期對現代化與傳統文化的劍拔弩張的對立的爭論，已經不合時宜了，要做的是切切實實如何有機地融合中外文化，創造出新的文化，讓傳統文化思想得以現代化。當前中國社會其實已沒留下多少傳統文化可反的了。
對五四這個扭轉了中國近代史進程的曆史運動，是應該回顧並作紀念的。百多年的近代曆史甚至兩千年來的中國曆史，真的是沒有一個曆史運動會對中國文化前途有如斯巨大影響的。何況，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提出文化思想上的種種課題，至今仍未解決，仍未終結，仍在影響著現在與未來中國文化思想的走向和命運。更重要的再次提醒我們對中國文化思想前景的反思。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不完全是學術界的事，應該是每個關心中國文化思想前途的人的事。中國文化未來的前途和走向，應是社會大眾的共同理念凝聚所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