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郎探母:坐宮盜令很多人談起“探母”，都認為它的走紅，當與慈禧太後對這出戲的喜愛有關。它的早期創作或許與西太後無涉。但繼餘三勝較早時對它的加工之後，“探母”大概在西太後和三勝傳人譚鑫培的手裏又著實經曆過一番細敲細磨，它的影響也終於超過其所從來之《雁門關》。這是現代思想文化史上一個值得進一步討論的話題。
從《北宋誌傳》到《昭代簫韶》和《雁門關》，再到《四郎探母》，楊四郎(其人的名字也由楊延朗而楊貴，再變為延輝)的政治態度，確乎是在越變越曖昧。於是，試圖改寫其結局者有之，視其為“問題劇”者有之。自1956年在北京以明星陣營成功一輪轟動演出後，該劇就遭到長期停演的處分。1960年代初曾有人建議重排，可是很快不了了之。“文化大革命”時期，對它的批評更上升到“叛徒戲”的高度。1970年代末恢複上演，也引來激烈的批評。其筆法雖有別於“文革”牌的口誅筆伐，但讀者仍不難從中聞出一股“大批判”的火藥味。“大批判”根本沒有解決問題:演員照樣愛演，觀眾仍舊愛看。這是為什麼?
答案有兩條，其實都很簡單。第一，它將人之常情表現得淋漓盡致;因此，即便身處戲劇衝突中心的四郎顯得有一點窩囊委瑣，但它還是有力地打動了觀眾。第二，它能充分展示演員唱和做的功夫，所以使演員和看客都大過其癮。這樣說，是不是在貶低喜歡這部戲的大眾，說他們沒有起碼的分辨美醜的能力呢?
雖然一般善良大眾對醜惡經常顯得無可奈何，但他們絕不會喜愛醜惡。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反過來想一想:針對這部戲的撻伐本身，究竟有沒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