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力竭之後的投降，這行為本身無論如何還是不值得讚賞。事實上，“探母”的編者也沒有讚賞它的意思。四郎一上台就有四句“我好比”的唱詞，委婉道出了刻在心頭、曆久而未衰的道德緊張。無論從動機或效果來看，編者也都沒有引導觀眾去豔羨他陰差陽錯的榮華富貴。編者想展現的，完全是另一種不能不令人感動的故事。對自己的遭遇，四郎自有身不由己的苦衷。他隻是遼邦上層社會中一個“散淡的人”，也沒有再做什麼對不起宋朝的事。若要使“投敵叛國”的過責成立，除非采用“既有A，必定會有B，然後就有C、D、E”的“有罪推定法”，把戲台上根本沒有發生過的情節全說成是他日後不免會做甚至必定要做的事。對這樣的思路，我們今天不但記憶猶新，還隱隱然有點不寒而栗!真想不到，“一打三反專案組”的經驗之談，還可以用來拷問古人和戲中人!其實，“回令”之後的楊四郎究竟會走一條什麼樣的人生道路，可能性依然多種多樣。有心人盡可以按自己的理解把戲繼續編下去。但那將會是另一路的楊延輝，也不能據以評價現在這出戲中的主角。
那麼，“探母”是不是“漢奸戲”?有人主張，應從“民族團結”著眼，回避這個問題。這種好心的回護既無必要，也不容易講得通。對這個問題，完全可以明朗地做出否定的答複。理由有兩條。
首先，古代中國不存在今日意義上的“漢奸”概念;它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潮在中國的一種產物。雍正在《大義覺迷錄》裏痛罵“漢奸”，但他用這個詞來指責的，偏偏是因為圖謀推翻滿洲人統治，而被他認作漢人中敗類的那些人。可見他所說的“漢奸”，正好與該詞的今義相反對。自發的、非條理化的民族意識，業已存在於近代及近代以前的中國。但那時候精英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歸屬感，以對王朝的忠誠意識為核心;這就抑製了民族歸屬感的生長發育。至於一般老百姓，更是“誰坐江山，給誰納糧”。宋人到底有沒有“漢族”的自覺意識，尚需我們加以深入研究。至於“漢奸”的觀念則肯定是不存在的。不然的話，遼、金、元、清史中諸多漢人的“列傳”，豈非一大半變作了“漢奸傳”?拿今天的尺子去度量古代的人和事，有時候就如方枘圓鑿，怎麼也對不攏。
不過，光有這一條理由，還難以使人心悅誠服。今人看古戲，總不能徹底逃脫所謂“間離效果”的影響。他一麵雖好像感同身受般地進入了當時的情景，而與戲中的人物故事交融成一體，但另一方麵還是做不到完全喪失主體的意識，去“想他人之所想”。在感受和思考戲裏的情節時，他不可能全盤屈從古人的觀念，將當今價值完全撇在一邊而不予置理。因此，即使明知當時沒有“漢奸”的觀念，人們還是忍不住想追問:要是按了今天的標準，楊延輝夠漢奸的罪名嗎?